从这儿开始我不再用现在时态。首先，这太简单；其次，你们或许会认为自从我来到维勒以来，读了太多卡莱尔的书；此外，到目前为止，你们大概已经开始了解我让你们检验的这位年轻人是怎样一种人了。
在拿破仑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官后，法国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外求得和平、对内求得安定。他们的新统治者拿破仑把这两者都给予了他们，甚至还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接着他又与罗马教皇签订了和平条约，以此向上帝致敬。这个协议使得天主教堂恢复了往昔的大部分权力和特权。下一步，他又颁布了一部新的统一法典来统治全法兰西和路易斯安那，这部法典至今仍在实行。
1802年8月，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官。两年以后，他抛掉一切伪装，加冕自己为法国皇帝，教皇庇护七世站在他身边，却不能扮演他前辈在800年查理大帝加冕时所扮演的角色了。因为那时是教皇为国王加冕的。而这次皇帝自己手中持着皇冠并将它坚定地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之上。教皇受到这次公开的污辱之后，只得返回罗马，在那里等候进一步的指示。
故事的结局是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这位倡导法兰西革命进步思想和理想的推销员(他每到一处都大受欢迎)，突然喜欢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商品，结果只有将自己也卖掉了。因为如今的他受到了“伟大”这一字眼的迷惑。他与那个使他出尽了丑的女人离了婚，因为她没能给拿破仑生一个王位继承人，随即他又娶了一位奥地利公主，这才为他的王朝赢得了一丝尊严和合法性。
这是结局的开始，渐渐地皇帝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并且开始一味地信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上帝安排的，而不是天才和运气巧妙结合的结果。我不是轻视他的天才，没有任何一个明智的史学家会否认他那超凡的能力(就像没有人能 否认林德伯格确实飞越了大西洋一样)，但是将近一个半世纪 的观察使我们看到拿破仑的成功或多或少是靠良好的时机。
在所有由革命开始的昙花一现的生涯中，良好的时机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就拿破仑的情况而言，时机大多是上帝安排的。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不予否认。
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向拉斯卡西斯伯爵口述回忆录时，他承认，要等好几百年过后才会有这种诸多事件的独特的巧合，才会再次出现另一个人，让他得以成功。
然而好运只会持续这么久，不会再长一点。一旦拿破仑停止扮演使其成为真正伟人的角色——作为革命思想的预言家和倡导者——他就在劫难逃了。从那时起，时机便与他作对。最后，甚至大自然也开始捉弄他：他的军队在俄罗斯被活活冻死；从厄尔巴岛返回后，为换回一切而下的最后一次大胆的赌注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他在最后这一次的战役中没有很好地把握时机。滑铁卢之战的当天上午，他坐在椅子上无所事 事，或是在小纸片上不停地划着大写字母“N”，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这一耽搁恰恰给布吕歇尔一个得以喘歇的机会，使他在威灵顿中心即将‘沦陷时得以上场。这场战役的胜利 在下午3点以前本还可以属于法国，可是到了5点，“滑铁卢”一词却成为所有文明国家的字典中表示失败的最佳词汇。一个疲惫、落魄的人在逃命，身后跟随的是几千名散兵和千百万母亲的诅咒声。
之后便是圣赫勒拿岛的活坟墓——走向死亡。现代科学分析了拿破仑的死因。这位能叫出他所有下属军官的姓名、随时能说出任何一个军团拥有的战马和弹药箱的数目、能记得所有 细节的活字典式的人物，却忽视了一项重要内容，使他在遭受多年的巨大痛苦之后，在仅仅52岁时便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即他从未注意过自己的饮食，因此得了胃溃疡，也因此得了痔 疮使他疼痛难忍，无法坐在滑铁卢战场的马背上，并且迫使他推迟了开战的时间，以至贻误了战机。
很抱歉我好像是在讲授临床医学，可是胃痛、头痛、肠道不适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危害之大，往往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我向所有未来的历史科学的学子们推荐这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帕斯卡尔曾说过，假若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再长或再短十 分之一英寸，整个人类的历史将会变得不同。这句断言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正确性，但这位学识渊博的法国人还可以再说 得深入些，他本可以加上——就像我现在在这里给他补充的这 样——举个例子，假如约翰·加尔文或希特勒不曾受便秘折磨 的话……还是你自己来把这句话说完吧。不要认为我仅仅是想开开玩笑，可以说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如此严肃过。

现在，让我再给你讲讲另外的一个受自己的天赋和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影响的受害者——但这两位所获得的最后结果是如此的不同啊!因为贝多芬消耗掉了自己的一生是为了让人世间 聆听到从未领略过的美妙音乐，与拿破仑的整个一生都在以第 一人称单数支配一切形成鲜明对比，而贝多芬的全部生命则以 第二人称复数为中心。这是“我”与“你们”的较量，最终，“你们”获得了胜利。
今天，贝多芬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圣人之一，而拿破仑的名字仅与一种油腻且味道欠佳的糕点联系在一起。上帝的水磨慢慢地碾着，但它们碾得极为精细。
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位嗜酒的男高音歌手，受雇于科隆的大 主教选举人。他的母亲，玛丽亚·马格达莱娜·莱姆也受雇于 这位贵人，在他的厨房里洗盘子。贝多芬家住波恩，他和他们的 主人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这个孩子的全名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而不是德国出版商们在他作品的很多版本上拼写的 “冯·贝多芬”。贝多芬一家是荷兰佛兰芒血统，在他们的血 液中日耳曼的成分极少——今天，这个细节会令老路德维希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本人是人权的坚定信仰者，在涉及社会不平等之类的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不折不扣地称其为激进分子。
贝多芬是如何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陈旧氛围中活下去的，将永远成为历史尘封的秘密。直布罗陀海峡依然坚强地耸立着，尽管它经历了百万年的暴风骤雨。当我们谈到贝多芬的人格力量时，他相当于十几个直布罗陀。
从5岁起，路德维希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这并非是因为他每天有几小时几小时弹奏小提琴的冲动，而是因为他那位总需要钱来付酒账的父亲。不知在哪听说利奥波德·莫扎特利用自己的孩子发了财。利奥波德·莫扎特能做到，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父亲也能做到，这无非就是个训练的问题。但这似乎也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小路德维希并非小沃尔夫冈，他是个毫无吸引力的丑孩子，性格倔强、固执；并且小沃尔夫冈十分崇拜他亲爱的爸爸，而小路德维希却打心眼里讨厌他这位嗜酒如命的父亲。
此外，利奥波德·莫扎特称得上名流并且还是一位出色的舞台导演，对如何布置他的两个小宝贝儿即将演出的舞台有很高的鉴赏力。可是想象一下老贝多芬扮演这种角色会出现何种情况，这足以让人打个寒颤。因此，他的计划完全落空。但是考虑到在他儿子的音乐教育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这位父亲决定还是尽其所能地继续训练下去，为小路德维希的自我发展打下基础，最后说不定他也可能成为一名宫廷歌手或风琴手。
小路德维希13岁的时候被安排在管弦乐队中演奏洋琴，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作为一名严肃音乐家的艺术生涯。这个职位虽收入不高，但是所挣的每一分钱对父母和家庭来说都很重要。接着，在他刚满17岁时，他得到了一次去维也纳的机会。是谁为此行出的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次旅行却是被载人史册的，而且据记载他还有幸见到了莫扎特，莫扎特请他即兴演奏，并且仁慈慷慨的莫扎特还免费给他讲了几节课。迄今路德维希事业上的发展似乎很顺利，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他返回波恩时正好赶上见他母亲最后一面，从此他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老路德维希对家里已经完全不负责任了，他的行踪让人捉摸不定，以至他的薪水只得直接付给他的儿子，如果落在老路德维希手里，全波恩的人都知道那钱会马上在附近的酒馆里被浪费掉。
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生活在波恩这样的小城市里的男孩会 有什么前途呢?而事实证明一切比我们最初料想的要好。18世纪是个文化盛行的时代，人们仍然过着闲适的生活，音乐是他 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的男男女女都是出色的业余音乐家 和画家，数目之大令人吃惊。在每一座城镇——几乎在每一个 村庄——都有许多家庭的父母和孩子喜欢弹几曲三重奏和四重奏，目的只有——个：尽情发挥一下，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而根 本不是期望日后能成为音乐天才。
同时，他们仍有时间去关心比他们更不幸的邻居们。而且他们的善心不仅仅表现在捐助行为上——他们会为某位刚分娩第17个孩子的劳工的妻子送去几罐汤，为她的娃娃们织几件毛衣。不，他们还做比这更难的事。每当他们发现哪个孩子在 某方面表现出超凡才能时(无论在哪个行业)，他们就会把他或 她找出来，把他领到自己家里来，教给他足够的社会修养，以使他以后的生活相对容易些。
18世纪的人们对人才极其尊重，对天才更是如此，如果 他们碰巧发现一位的话——当然这是件很困难的事了。他们也相信修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包括生活的艺术。他们坚信，好的生活方式从未妨碍过任何一个人成为伟大的音乐家、画家或作家，因此，他们提倡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让孩子每天做好他在翼琴或黑板上的功课。总的说来，最后的结果证实了他们的主张：这是培育年轻人的最佳途径。
今天，小贝多芬处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他害羞又傲慢， 骄傲而又敏感得像含羞草。他不善言辞，在接受礼物时从来不会表示感谢。戴尔·卡内基为他预测到一个可怕的未来，因为贝多芬是如此看轻与他人交往和给他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必要性。但是，150年前波恩这座善良的城市对这位少年奇才还是相当善待的，尽管他生气失控时会粗暴地大发雷霆；尽管他在女人面前木讷笨拙；尽管他以不愉快的方式坚持让人们公认他 是天才。
尽管他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但这位嗜酒的宫廷歌手的儿子仍设法完成了学业。他从未成为过光彩摺摺的时尚人物。一生中他对自己的外表从不在意，粗心得令人无法原谅。在餐桌旁他表现得像个饥饿的流浪汉。他那无法克服的羞怯心理使 他常常举止粗鲁无礼，就像一段有名的小插曲所讲的，他拒绝向那位不过是个国王的人脱帽致敬，而让国王先向他行礼。难道他不是音乐的朱庇特吗?然而尽管如此，他在波恩这些年学到的修养足以让他在任何一种社会中立足。每当他偶尔举止不雅时，这个星球上的达官显贵和他们的朋友们因折服于他的天才，而不去在意这些令人难堪的失礼行为。毕竟，他是个不懂享受的可怜虫，所以为什么不原谅他这点呢?在维也纳有足够多的人懂得如何以恰当的鞠躬、得体的恭维向一位威严的公爵夫人递上一杯巧克力奶，但是他们能像这位来自莱茵河畔的乡巴佬那样写出奏鸣曲、交响乐和协奏曲吗?他们不能!因此，维也纳(如果它还感兴趣的话)付诸一笑，忘记了那些无法挽回的事情。
在过去的3000年里，世人已接受约伯为勇于面对逆境的市民的杰出典范。如果有必要为此殊荣再选一个候选人的话，我想推荐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我并非只是想到那些让他在30年中生活地如此艰难的可恶的亲戚们，我也愿意忽略不提他那位没出息的侄子，可怜的贝多芬在他身上倾注了所有感情，可这位平庸至极且不负责任的家伙丝毫不理解他叔叔的伟大，将他的厚爱看作是理所当然，从未给他任何回报。我也不愿提那些让贝多芬心碎的、从未给他带来过一丝满足的女人。这些不幸的遭遇也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发生过，但他们仍能从活着本身获得一点点慰藉。
但是降临到贝多芬头上的事情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以至触犯了我们的正义感。天知道，这种正义感在我们这个残忍、惩罚已成为光天化日下的小事的时代里，已经备受折磨。因为还有什么比让一位作曲家失聪更可怕、更残忍的事情呢!并不仅仅是有点听力障碍——这是发生在音乐家身上的常事，而是彻底失聪——以至于根本听不见在钢琴上弹奏的任何曲调。
那是在1798年，刚刚28岁的贝多芬发现了耳聋的最初症状，他以为那只是感冒的结果，这也非常有可能。他对自己的生活如此粗心大意，以至经常忘了生炉子，而且他所租用的大 多数房间(他是个呆不住的人，在维也纳的那些年里他搬过30 次家)通风极差。因此，在那个肺结核占人口死亡率一半的城市里，耳疾是常见病症之一。
但是，随着日积月累，耳聋症状在加重，贝多芬开始恐慌起来。于是他做了大多数恐慌之人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事。他首先去看了所有据说能治耳疾的医生，当他们都无法为他减轻痛苦时，他便开始向当地的江湖医生求援。但是他的耳聋，据事后的分析看，并非是局部因素所致，而完全归咎于他的整个健事情。
在过去的3000年里，世人已接受约伯为勇于面对逆境的市民的杰出典范。如果有必要为此殊荣再选一个候选人的话，我想推荐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我并非只是想到那些让他在30年中生活地如此艰难的可恶的亲戚们，我也愿意忽略不提他那位没出息的侄子，可怜的贝多芬在他身上倾注了所有感情，可这位平庸至极且不负责任 的家伙丝毫不理解他叔叔的伟大，将他的厚爱看作是理所当 然，从未给他任何回报。我也不愿提那些让贝多芬心碎的、从 未给他带来过一丝满足的女人。这些不幸的遭遇也在许多其他 人身上发生过，但他们仍能从活着本身获得一点点慰藉。
但是降临到贝多芬头上的事情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以至触犯了我们的正义感。天知道，这种正义感在我们这个残忍、惩 罚已成为光天化日下的小事的时代里，已经备受折磨。因为还 有什么比让——位作曲家失聪更可怕、更残忍的事情呢!并不仅 仅是有点听力障碍——这是发生在音乐家身上的常事，而是彻底失聪——以至于根本听不见在钢琴上弹奏的任何曲调。
那是在1798年，刚刚28岁的贝多芬发现了耳聋的最初症 状，他以为那只是感冒的结果，这也非常有可能。他对自己的 生活如此粗心大意，以至经常忘了生炉子，而且他所租用的大 多数房间(他是个呆不住的人，在维也纳的那些年里他搬过30 次家)通风极差。因此，在那个肺结核占人口死亡率一半的城 市里，耳疾是常见病症之一。
但是，随着日积月累，耳聋症状在加重，贝多芬开始恐慌起来。于是他做了大多数恐慌之人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事。他首先去看了所有据说能治耳疾的医生，当他们都无法为他减轻痛苦时，他便开始向当地的江湖医生求援。但是他的耳聋，据事后的分析看，并非是局部因素所致，而完全归咎于他的整个健康状况，现在似乎可以肯定，他的失聪是受到了一种顽症的影响，而找到治愈这种顽症的良方恐怕要等到100年以后。于是 可怜的贝多芬只有听任那些自称可治耳聋的江湖医生的摆布了。
贝多芬本人是否知道真正的原因呢?我感觉应该说是的， 否则他就不可能在他那份所谓的“遗嘱”——一份在他死后发 现的写给弟弟的信件——中写下那些令人心碎的话。他在信中表达了他的热切的愿望，希望子孙后代不会像他同代人那样， 把他看成一个脾气糟透的老头，一个厌恶邻里、逃避交际的隐士。人们怎么会如此看待他——这位不仅对同胞、对整个人类甚至天地万物(“拥抱万千，亲吻世界”)都充满爱的路德维希· 范·贝多芬呢?他在绝望中大声地发问。人们怎么可以怀疑他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呢?他是那么渴望走进人类的心灵深处，并用他创作的音乐使之靠近万能的上帝，这种愿望之强烈超过了 任何人。
这是因为他的性格中还有另外很奇妙的一面，我曾经提到过，但却经常被忽略掉——即他深深的虔诚之心。由于他对法 国大革命在《人权法案》中体现出的那些崇高的原则感兴趣，所以他常常被怀疑是雅各宾派或是布尔什维克的人——而他对 拿破仑天才的崇拜，又使另一些人由此推断他从本质上是个极权主义者和暴君崇拜者。
无论哪种谴责都缺乏真实性。对一切影响人类的事情都抱有极大兴趣的贝多芬，经历了自上次那场伟大战争结束以来所有敏感人士都会经历的那种精神领域的发展。“恐怖时期”无 情的残酷令他毛骨悚然，他从《第三交响乐》中删去了给“英雄”的献辞，这表明了在拿破仑背叛自己的过去成为最糟糕的独裁者之后贝多芬对他的看法。在指责贝多芬为激进主义分子的论调中，我看不出有任何道理可言，无非就是那些把凡是与 自己的世界观不一致的人都称为激进分子的人的欠思考的言论罢了。这些人认为，在他们出生时这个世界就已经达到了它最完美的状态，因而就必须保持它目前的样子，无需有任何的改变。
贝多芬的失聪使他几乎完全切断了与同伴的交往。1824 年他最后一次试着指挥一场音乐会，却不得不在演出中途放弃，因为他根本不知他的音乐家们在干什么。从那以后，他只能凭借小纸条来与外界交流。当他在咖啡屋与朋友会面时，他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问题。这些小纸条许多都被保存了下来，它们是最令人感动、最崇高的人类勇气的见证。
试想一下伦勃朗双目失明的情形，那么就能相应地推测出贝多芬的处境。让我们暂且用一下电影特技，将时光倒回到125年前。场景是维也纳的一座咖啡屋，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首都的所有市民，从清道夫到皇帝，都逐渐将这个人看做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员。三四位好心的朋友坐在他身边，试图闲扯一些令人高兴的话题，讲一些有关某位名人的轶闻趣事，给他解闷，然而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的这位同伴如今只生 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生命对他而言已然了结，只剩下残存在他那非凡大脑中的部分记忆了。
于是，他回到了他那沉闷的寓所中，一些忠实的朋友陪伴着他走回家，以防他在街上被车撞着。他的房间冷清、凌乱，里面到处摆满了钢琴(其中一些是为双耳失聪的人特制的—— 其中一个没有腿，他可以趴在上面弹奏)，还有成堆的乐谱。地上椅子上到处都是脏盘子，脸盆里的水已多日未倒，床上更是一片狼藉。就在这一片狼藉之中，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离开了人世，时间是1827年3月26日，正是他心中那位昔日的英 雄，在地球另一端的孤岛上唠叨着他的先头部队而死去的第6 年。
人们应该记住这一天，因为就在这位音乐大师陷入长眠之 际，一场空前的雷雨，伴随着飓风在维也纳的空中倾泻而下。 在这炫目的闪电和隆隆的雷声中，上帝为这篇甚至连他自己都 完全有理由为之骄傲的杰作画上了句号。
当老路德维希被抬向墓地时，送葬队伍经过的街道两侧站 满了列队的士兵。甚至哈布斯堡宫殿也不得不向这位天才致 敬，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了一名比双头鹰旗下的任何一个臣民更 伟大的反传统者和更危险的反叛者。

至于我们的第三位客人，我的外曾祖父，我觉得请他加入也不错，这样使他最终有机会直接面对那个曾经给他的青春以激励、而最终又给他的生活以毁灭的人。因为他从莫斯科撤回 来之后不仅使他丧失了健康(他总算有幸活着回来了)，经济上也彻底破产了。他的生意垮了，他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一个被法国统治长达20年的国家已经元气耗尽，每一件可搬运的 有价值的财产都被占领者掠夺了，在这样的国家里挣扎着养家糊口，真是太难为他了。而将所失去的一切重新赢回来，整整花费了三代人的努力。祖母告诉我，老外曾祖父直到死仍然忠 诚于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祖国重获独立，偶尔也严厉地批评一下那位皇帝在其后半生所犯下的错误，但他一直坚信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仍会做出第一次的 选择。
“皇帝最明智了，”他常常说， “但是有时他常常听信别人的谗言。他被那些自认为是朋友的人出卖了。他本应做得更 谨慎些，可换了你又能怎样?他毕竟是皇帝呀厂
我认识这位神秘的祖先仅仅是通过传闻而已，他留下来的全部遗物仅仅是几颗制服上的纽扣。他在战败受伤后逃回他那离鹿特丹不远的村子时，穿的就是这件制服。他回到本村后又重操起他的手表制造业。因此，我们将见到的是一位崇拜过、也后悔过、又至死忠诚于自己心目中英雄的人。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皇帝拿破仑、路德维希·范· 贝多芬和一位卑微人物(一位将我与那些在我出生时其骨灰就 早已与大地融为一体的上百位祖先中的一位联系起来的人)。

我们有两位客人是准时到的，第三位客人(我不必告诉你 他是谁了)来迟了几分钟，在求得大家的谅解之后，他看了看 那位穿着破旧外套的他熟悉的矮个子人物，然后用他最好的维 也纳语说道：“晚上好，陛下。”但他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敬 意。
至于我那可怜的老外曾祖父，特意为今晚穿上了他最好的 下士制服，可惜经过一个世纪的虫蛀，那制服已不堪人目了。也不知他是怎么设法把那些最破的洞补上的，而且他的枪(天知道他为什么把枪带来了，但他的确带来了!)擦得铮亮，好像是来等待皇家检阅似的。
我不知道老外曾祖父得知自己将与皇帝同处一屋时会有何反应，我真怕出现这样的场面：他会哭起来或高喊“万岁”或其他类似的话。但老外曾祖父举止很庄严，他举起武器致敬并等待对方问话。皇帝也立即回到了他过去的角色中。
“你叫什么名字，勇士?”
外曾祖父说出了他的名字。
“哪个团的?”
他又说出了自己团部的名称。
“属于哪个营?”他又告诉了他。
“那你一定到过博罗季诺!”
“是的，陛下。”
“在右翼军队?”
“是的，陛下。”
“受伤了吗?”
“左臂被子弹射穿，陛下，但这没什么。”
“那么说你平安返回了?” ‘
“是的，陛下。我左手掉了三根指头。”
他举起手让皇帝检阅。拿破仑用双手握住了那只手，充满慈爱地说道：“这是勇士才有的手。”
“谢谢，陛下。它随时准备为您再战。”
谈话到此为止。

在那个晚上，拿破仑将这个老土兵当作一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称他为“我的下士”，甚至在我们坐下说祝酒辞时，老外曾祖父(事实证明他真是个很好的人，尽管有点单纯) 竟举起酒杯说：“陛下，为了我们复仇的日子干杯!”
在一位已逝去一个多世纪的人身上看到如此的忠心，确实有些让人吃惊，更让我深思。但是整个晚上搅乱了我以前的许多思想，令我永生难忘。在随后的5个小时里我学到的所谓 “历史心理学”的东西，远远超过我过去40年中埋头苦读所 学到的内容。现在，我就叙述一下当晚发生的事情，以期他人 能从我的亲身经历中受益。

我们的宴会是从格雷特里的一首曲子开始的，但很快我们就传话给海因让他关掉留声机。因为拿破仑根本就没注意 听，而贝多芬显然一点也听不见。开始时，我们试着跟他讲 话，装作一点也不知道他双耳失聪的情况，但很快就证明这样 根本行不通。于是，我们只能靠笔头交流，其他人用词句表达的内容，我则用绘画来传达，这一点颇受可怜的路德维希的欢迎。还是先让我们谈谈晚宴吧。
饭菜都已上桌，但拿破仑对自己的食物丝毫不感兴趣，他 只对甜点做了一点评论：这些小罐乳品是供昂吉安公爵享用的。其实我设置这道菜的目的是想惹怒他，但他却没往那方面想，相反，当他说到那个名字时显得很沮丧。
“可怜的昂吉安，”拿破仑看着费里茨和我说道， “我想我不该冲动开枪打死他，甚至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世人对此从未宽恕过我。人们或许会忘记那些在我的战役中死去的千百万土兵，却总反复提起我杀害了这位年轻王子的罪孽。也许他们是对的，是我判断错误，可我当时感到十分气愤，那些流亡在外的保皇派从未停止过策划除掉我的阴谋。 我觉得我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制止这些胡言乱语。但往往都是一个无辜者做那些真正罪人的替罪羊。但是——你们会怎么想? 那是过去的事啦，事实已无法改变，但请告诉我，你们这些低地国家的人如今怎么评论我?毕竟我也曾当过他们的皇帝啊， 并且当了好多年，难道他们把我忘了?”
我告诉他不会的，就凭他给荷兰的商业带来那么巨大的破坏，人们也不可能忘记他的。他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停地摆弄 着手里的刀，这似乎是他的习惯动作，然后他回答道： “就像 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回答其他许多 的问题。现在让我指给你们看。”说着，他摆弄起桌上的菜碟 来，我们看出这是欧洲地形的大体轮廓。当然这完全打乱了我 们的晚餐，但他却似乎没有觉察到。
“看，”他指着那个盛水果的碗说道， “这是法国。再看那儿”(指着马铃薯)“那是英国。那一小碟黄油代表你们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也完全听从我的指挥。英国被剥夺了所有的金钱来源，因为它无法向大陆国家出口哪怕价值一法郎的原材料。 你们或许可称之为一种反向封锁，但这方法的确有效。为了确 保万无一失，我们必须杜绝纰漏。而你们的前辈却向英国提供 这些纰漏，他们完全拒绝考虑将来的利益，一旦英国被摧毁，他 们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我向你保证，我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重新征服他们的殖民地，把它们返还给我的荷兰臣民。如果当 时他们让我这样做了，他们今天肯定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
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不知怎么，我就是没有勇气揭穿他。 费里茨也被唬住了，因此我们俩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听皇 帝继续他的独白。整个晚宴变成了皇帝无休止的演讲，当然贝 多芬是听不见的，而老外曾祖父对这位皇帝如此痴迷崇拜，以 至于只会偶尔说一句：“说的太对了!”
不久，餐桌看上去便像个战场了。没有一只碟子在原位， 因为大陆封锁以后，皇帝在东部又发动了一场战役，从而摧毁 了普鲁士。讲完普鲁士后(乔简直万般无奈，她刚摆上一只盘 子，它立即变成了意大利或波兰)，他又向我们讲起威灵顿如 何没能理解西班牙的形势，法国在西班牙的失败又如何完全归 咎于约瑟夫兄弟的无能，说他虽擅长外交，但完全缺乏管理才 能，而只有具备后一种能力才足以使他能够统治像西班牙这样 难应付的民族。
接着又是对英国不道德的轰炸和摧毁哥本哈根城的一场讨 论。不讲信用的阿尔比恩是如何的邪恶，这似乎是拿破仑喜爱 的话题，因为他反复提及它，只是在对沙皇亚历山大的愚蠢进行嘲讽时才中断一下。用他的话说，如果那位沙皇明白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话，他早就会与法国皇帝联手合作了，那样的话，拿 破仑非常自信地认为，整个星球都可以让他们两个人瓜分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饭菜都凉了。贝多芬感到无法再吃什么东西了，于是越来越沉浸到自我世界当中，并开始挥舞双臂，好像在指挥乐队一样。费里茨和我坐在那儿沉默无语，因为我们在向那位导致近20年的流血牺牲和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学习 我们的历史(或者说，至少是历史的一个版本)。
最后，当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来停止这口若悬河的演说时，费里茨提议到火炉旁喝咖啡，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刚刚放松了一些，这位皇帝又马上利用满屋皆是的白锡酒杯和碟子，来向我们 展示他为了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最终利益而制定的宏伟计划。

这是一个奇特的夜晚—— 一个非常奇特的夜晚。11点刚到，我们终于开始了关于俄国的话题。这时，我们发现，皇帝更是如鱼得水了。“我简直愚蠢到了极点!”他喊道， “十足的傻瓜！”(他时常在句 尾冒出点意大利语来)“我真是个白痴，竟然相信了圣彼得堡大使的报告。我的外交代表们是我的整个管理机制的薄弱环节，他们中大部分人属于过去的保皇派，但我不得不启用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怎样迎合那些在欧洲大陆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皇室贵族。这些傻瓜拒绝接纳我所谓的‘新人’，并声言‘新人’不懂规矩，而且不是害死了他们的一些亲属，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几平方英里的土地。我的新人们在必要时往往能非常快地学会一些小伎俩，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跟妇人打交道的绝招，大受那些高贵绅士之妻女的赞赏，这些绅士们总是在谴责我仅凭利剑和头脑便取得了成功。
“我竟然相信了我的大使们的报告，真是蠢透了!
“当然，最主要的麻烦是我总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当我在意大利、埃及、德国打仗时，我用不着治理整个帝国，我仅仅是一名率领几十万士兵的将领。我有时间去研究我的地图， 在每次战斗打响之前，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村庄的每一条路，每一条河，以及有多少房子。我知道我的重型炮兵团可以往哪儿开，我知道在哪里可以照顾我的伤员。每当我到达一处，即使是波兰的某处荒凉的小村落，我都能熟知其地形，就如同熟知阿雅克肖的街道一样。
“1812年，我不得不将战役交由别人指挥，这恰是我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在彼得堡的大使馆没有人向我汇报俄国的路线呢?我本应记住梅特涅曾经告诉我的话。他真是个无赖，但是个聪明的无赖。我真应该把他从奥地利我亲爱的岳父大人那里挖过来，那样我就会赢了，永远不会有什么滑铁卢了。我就会在莱比锡获胜，我的曾孙就会坐在今天法国的王位上。
“但是，不，亲王一直愚蠢地坚持留在维也纳。大概是他喜欢维也纳女人胜过巴黎女人吧，对此我并不怪他。但是，是梅特涅——我肯定是他——我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但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当时我正在谈论欧洲，解释我对欧洲的计划，听后他笑了(他认为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笑会使我感到不舒服)，然后回答说：‘欧洲，陛下！欧洲是什么?一 小块仅通往驿道终点的土地。’他是对的，维也纳以东10英 里处，驿道就到头了，再往东就是亚洲了。
“还是那句话，我应该知道得更详细些。我过去之所以常打败我的敌人，是因为我总是恰恰比他们知道得多一点。我对俄国了解得太少，我本应该发现那儿的道路沟壑交错，那些沟槽约有一米半宽，而我的战车车轮要比它们宽15厘米，所以根本无法行进。于是战马要付出双倍的力气，它们也就加倍的劳累。喂马的饲料总是湿的(因为俄国那个地方露水重)，因而，战马生病、死去。车轮弯了、折了，我们又没有备份，本 来应该备好的!我们也没有轮匠，本来也应该带上他们的!结果一切都慢了下来，一向在时间上安排得极为精确的我晚了3个月。如果我在7月到达莫斯科的话，战争在8月份就会结束了。亚历山大不可能撑那么久，我的军队在10月便可返回德国，我也不会失掉10万精兵了。结果是，我不得不同时与自 然和人作斗争。我打败了人，但自然却打败了我。”
说到这儿拿破仑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恳求的眼神看着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小男孩在试图解释，向上帝发誓他不是故意用他的棒球打碎那扇窗户的，那实在不是他的错，是什么地方弄错了，但请不要怪他，因为他认为球离窗户至少还有10码远呢。
接着又回到俄国，讲了讲博罗季诺战役的详细情况，这正合我老外曾祖父的意，因为他亲身参与了那场战斗，可以充当证人证明拿破仑大军在当天占领据点时所表现出的准确性、在保卫这些据点的以少胜多的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以及皇帝本人如何在午间关键时刻带头行动等等，等等。
接着又贬低了那位来自波城酒馆的老板的儿子，他背叛了那位栽培他、给他带来荣誉和财富的人，如今自己称王称帝了。 “瑞典国王，”拿破仑皇帝捏了捏鼻子说道，就好像有人刚往炉子里扔了一把羽毛似的，“他是怎么爬上去的?还不是靠背信弃义和向英国人告密吗?好，我祝他和他可爱的黛泽蕾快乐!我认识这位可爱的黛泽蕾——对她很熟悉——在过去赛马的时候。她以前是庞特·科沃伯爵夫人。我祝他幸福，要不是他那些在莱比锡的可憎的瑞典人，我早就胜利了。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朋友，还是极好的朋友!可是当我失败的时候，我还剩下几个好朋友呢?只剩下一个，我的母亲!”
拿破仑皇帝闭上眼睛，头耷拉在胸前，全身发抖，似乎泪水马上要流下来。费里茨和我在旁看着，完全呆住了。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如果塔尔马看到这一普通情景被升华成哈姆雷特临终时提起自己的老母亲的故事，他一定会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的。这的确很奏效，我们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能赢得许多单纯的听众的心了。老外曾祖父被完全吸引住了。但贝多芬，他只是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偶尔我们注意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的乐谱纸，看几行，再放回他那不合身的蓝上衣 口袋里，这件上衣上不仅有他以前多次进餐时留下的痕迹，而且还有他刚吃的这顿饭所留下的纪念。
我已经没有篇幅来讲故事的其余部分了。那位黄面孔的小个子口若悬河地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在这整整两个小时之中，他扮演了他在圣赫勒拿岛的痛苦的6年中所扮演过的角色，尽管他当时知道，那将永远是停留在纸上的角色。在这整整两个小时中，他一直在撒谎，自己却浑然不知，因为他已将自己彻 底地戏剧化了，以至无法同他所扮演的人物分开。
但是，当皇帝从哈姆雷特的角色转人李尔王时，他的表演才进入了高潮。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空前悲惨的故事。所有的过错都是他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敌人的过错。他是那样热爱人类，虽然他曾经使千百万同胞为了他的事业而死，但他从来没有设想过伤害哪怕一只苍蝇。一想到他的军队身后留下的那些城市废墟他就浑身发抖，莫斯科的毁灭一直让他心存不安，它同样也是一座辉煌的城市，却在受误导的爱国主义的祭坛上成 为罪恶之手的牺牲品!为了帮助俄国同胞从他们悲惨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使其不再做亚洲式独裁主义的奴隶，他有什么不能去做呢!他本会给他们自由的，他本会使他们繁荣强盛的，他本会为他们的孩子建造学校、为他们的女人建造医院的。
然后就是欧洲!可怜的欧洲，永远在自我毁灭!他本会将欧洲建成像华盛顿将军在大洋彼岸试验成功的那种联邦，但这一计划也被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给弄糟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场面，威灵顿和皮特被人从坟墓里拽出来站在历史的栅栏前讲述他们自己。
就在此时，贝多芬又一次从口袋里拿出那张乐谱，向费里茨要了支铅笔，然后在纸上涂写了一会儿。
至于伊拉斯谟，则整晚一直默默无语，但他此时却站起来 说了声抱歉。“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他解释道，“我去 花园呆一会儿。”—说着，街对面那无情的钟敲响了，分手的时刻到了。费里茨和我留在了黑暗中。
“都走了!”费里茨说。
“走了!”我回答道，表示我也懂点法语。
我们俩谁也没有感到有再谈点什么的必要。我轻轻地走出了屋子，踏上了回家的路。外面开始下雨了，因为现在已进入了秋季，天气越来越糟糕了。整个村子依然在梦乡之中，但是在远处，我看见一群人正匆匆地走在去弗莱辛的路上。我走的是一条通往由旧鹅卵石铺成的高速路的捷径，这条高速路是 130多年前拿破仑为将部队转移到岛的另一端而修建的，以防 英军的入侵。我躲在一座谷仓的墙后观看着。歪戴着帽子的小 个子先生(拿破仑)正快步朝米德尔堡的方向走去，他现在已不 是一个人了，在其身后跟随着一支长长的队伍。他那些过去在 抗击英军时牺牲在岛上的近卫步兵们如今又紧跟着他的脚步， 他们都从坟墓里爬了出来以护送他们的皇帝!

当我一大早来到费里茨的家时(因为我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发现客厅里依然如故，还是我昨夜离开时的样子。桌子没人动过，半空的盘子和空空的杯子依然杂乱地留在昨晚皇帝为了 进行地理和政治演示而摆放的位置上。
“很高兴你来了，”费里茨说，“我想让你看样东西。” 他指向一个被脏纸巾和两只半空的酒瓶所遮挡的物品。“一定 是那位老先生临走时落在那儿了，”费里茨解释说，“我想我 们看那张似乎让他整个晚上心绪不宁的神秘手稿时，你应当在 场。”
他拾起路德维希·范·贝多芬那顶高高的破帽子，那是我 们两人在人类身上看到过的最寒酸的帽子，但它也是伟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触摸它。然后，我们在 桌上展开了那张手稿。这是第三交响曲，即著名的“英雄交响 曲”的一个片段。
在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一页上，我们看到了两行字。大师的书法简直就像他的音乐，行为永远受思想的支配。借助放大镜，我们终于破译了于1804年写下的东西，当时贝多芬坚信拿破仑的命运，认定那位英雄将成为人类的解放者，正如他本人将音乐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以下是我们看到的内容：
“此曲献给一位伟人。”
这位伟人即是拿破仑。我们知道，当拿破仑为自己加冕称帝时，贝多芬一怒之下删掉了这一献辞。
之后，我们看到了另外几句话，正是前一天晚上他用从费里茨那里借来的铅笔在纸上写下来的。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弄懂其中的含义，但这是用德语和意大利语夹杂着写的：
“我没有理由改变我后来的看法。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