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吉米所说，维勒城总会有点什么事。费里茨刚刚从巴黎短途旅行回来，他的一个将去印度群岛的海牙朋友便想把一架小钢琴给他。但费里茨对钢琴一窍不通，因此那架钢琴对他来说没什么大用处，但不妨作一件摆设。就这样他收下了这架小钢琴。他精明地说：“钢琴就像梵文词典，起初看起来一点儿用途都没有，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这架小钢琴于是就被放在了楼梯底下，费里茨还从米德尔堡请了一位调音师给它调了音，没有调音的钢琴就像不走时的钟一样中看不中用。
费里茨这次到巴黎是为他公司筹借款项。此次旅行就筹款而言是很成功的(记住，经济高速发展时人们会购买一切)，同时也使费里茨视野大开。然而他却怀着一种对法国未来忧心忡忡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事，”他告诉我们， “我知道我这么说会伤害露西娅的感情，因为她一直都非常喜欢法国人，但情况的确太糟糕了。”
“什么糟糕?”露西娅问道。每隔一个星期天，她就会同我们一块儿吃早餐。在维勒，9点钟吃早餐算是很晚的。
“一切。”费里茨答道。
“但‘一切’这个概念太笼统了，”露西娅反驳道，你说具体点。”
“那好吧!那我就给你讲几个具体的例子。在英格兰，人们还在梦乡中。英国人历来就缺乏想象力，尤其是正在执政的那些人更无可救药。他们看起来对德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们中有人提醒他们，再过两年希特勒这家伙将会席卷整个世界。他们却轻松地笑着说，'让他们发展壮大吧，他将率军摧毁布尔什维克，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当你问他们对希特勒建造那么多的潜水艇、坦克、大炮有什么想法时，他们会突然趾高气扬地回答：‘亲爱的先生，德国人还没有忘记上次战争中他们海上阴谋的结果吧，他们绝不会重犯类似的错误的。’他们对于希特勒这家伙拥有空前强大的陆军置若罔闻。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请他们记住在上次那场伟大的战争中，他们有美国舰队加盟。但这样说却令他们更加狂妄，他们对此有现成的答案，他们认为美国人自然会同他们再次并肩作战的。除了法国人自己，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次美国人不可能再像1917年那样热情参战了。美国人已不再热衷于充当夏洛克叔叔了，要他们参加下次的战争将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法国，真是上帝保佑。形势发展到当时这种情况，不仅人们仍在沉睡，而且整个法国已腐烂透顶。人人只为自己着想，每一位男人和女人都已标价。你可以买通部长，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买通他们的妻子。为了筹划我们这笔货款，唉，在英国只需在两三家大报上登几则广告便可做到。而在法国，我们不得不打通每一个人，上自财政部长，下到站在法兰西银行前面戴三角帽的家伙。”
“这真有意思。”露西娅说道。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露西娅依旧热爱法国人， “一个诚实、纯洁的荷兰小子竟想贿赂法国官员。”
“别污蔑我，”费里茨说， “我内心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我从来就不知道这种事。我们雇佣了三个法国律师，所有肮脏的事都是他们干的。他们只是送给我们账单。我们看过他们列出的名单后便付款给他们。令我感到震惊的正是那账单， 它使我感到在整个法国已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再次发生战争，我想这次恐怕不会出现另一个凡尔登，甚至都不会开战。 法国就像小孩子的气球，被爸爸的香烟一烫即爆得粉碎。
“最可怕的是，虽然一些聪明的法国人似乎已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只是耸耸肩，说道，‘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问题在政府机构。我们现在已有了一种民主，我们可爱的法国式民主。’他们说得对，他们有著名的法国民主。每一个三流地方的律师都把自己比为丹东，每一个乡下医生都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克列孟梭。可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对整个国家的现状及前途命运表示关心。每一个街道拐角都有人在演说；每一个咖啡馆都有人在起草新的宪法。过去法国曾是哲学家们的故园，尽管这些哲学家的概念似乎有点模糊，但他们作为18世纪的 名人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今天，法国只是一个空谈的社会，人人都在演讲，却没有任何听众。这些家伙是多么热衷于将言词塞满空中，但这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后盾，于是他们尽其所能地从那些愿意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人那儿获得资助。而此时，国家已被他们完全抛在了脑后。”
这便引起了对“永恒法国”这个主题的普遍性讨论。讨论最后集中到对现代法国文学现状的探讨。谁知突然问世人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的缘由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和费里茨(在这件事上，甚至露西娅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对普鲁斯特都没有太高的评价。我们觉得他的心态很不健康。他一生都同那些只关心自己和只考虑个人蝇头小利的肤浅无聊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病态的普鲁斯特只能成为那个已完全失去自我信仰的时代理想的预言家。
吉米从来对法国人就没有多大的兴趣(没什么特殊理由，只是不喜欢他们)，不久就退出了谈话，开始织羊毛短袜，那是她许诺给“新阿姆斯特丹”船长的。我和露西娅、费里茨则 谈兴未尽，不知不觉竟聊到了中午。结果连午餐也简而化之了。我们煮了一壶咖啡，要了一些烤面包。等卡提埃把咖啡和烤面包端上来的时候，露西娅又精神大振，重申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法兰西将永存。不仅如此，她还预言一批新的卓有成就的作家将出现，他们将拯救法国，并为其注入新的精神活力。 这种精神，不论是在法国处于外来势力吞并之时或国内的反动 势力颠覆时期，总会出现在高卢这块伟大的土地上。
正是由于这次讨论(顺便说一下，像大多数诸如此类的讨论一样，从来探讨不出什么名堂来)，我才向费里茨建议应该邀请两位法国学者——蒙田和拉伯雷。他们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两位法国文学名家。
“好奇怪的组合，”费里茨说道，“不过，很有意思。他们绝对比我们上周遇到的从那鬼地方来的愁眉苦脸的朋友要令人愉快得多。”
我告诉他不要这样议论那位《神曲》的作者，但他拒绝道歉。“老列奥纳多很了不起，”他表示同意， “但那个哭丧着脸的佛罗伦萨人，那个帽子边上垂着月桂树叶的家伙，只是一味地坐在那里，闷头喝着我们的酒，还让乔用热炭和碳酸水喂他的宠物小猪。我想他没给我留下太好的印象。但那个老画家和发明家却让我颇为欣赏。我希望他安全到家，别扭断了脖子。”
当即，我们就决定邀请新的客人。下周六，我们将荣幸邀请法国里昂的弗朗西斯·拉伯雷医学博士和意大利罗马的荣誉市民米歇尔·德·蒙田光临。

他们既是同时代的人又同为法国人。他们的到来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品尝一些名菜，也有机会共同观摩一下葡萄酒品尝家是如何品酒的。蒙田来自波尔多，而拉伯雷则出生于都兰。只有一种酒，才能满足这两位真正的品尝家的口味。恰巧，就在几天前，我得到了十几瓶这种酒，即阿维尼翁红酒，并且是 1921年酿造的。我和费里茨都不相信那套说每一道菜应配备不同的酒、否则就说不上享受的理论。其实餐桌上喝的酒只要质量上乘，或红或白都能给人以满足。而天主教老城阿维尼翁附近山坡上晒干的葡萄酿成的酒，在质量上是任何酒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菜单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但我们会竭尽全力。我感到如果想达到空前的效果需要露西娅帮忙。整个下午我们都在选择菜单，不停地翻着我那本旧《法国烹饪》书，直翻得我们两个人头晕目眩。下面是我们最后选定的菜谱。
第一道菜就是斯坦尼斯拉斯洋葱汤。这绝对必要，每法国人看起来都天生爱喝洋葱汤，因此我们这样做会万无的。
第二道菜是五香牛肉和我们的主菜佩里格黑童子鸡。后者将按照古老的风格呈上，不褪毛，从而使外观显得活灵活现。海因是我们当中最心灵手巧的人，他很乐意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份差事。蔬菜显然应该是刀豆和胡萝卜，因为在秋季，荷兰上市的新鲜蔬菜种类并不多。当然，我们尽可能不用罐头蔬菜。
然后，将是一大盘沙拉并配有煮熟的鸡蛋，上面撒上一丁点儿大蒜末儿。所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特别钟爱这道菜。为了照顾伊拉斯漠和其他荷兰人，还得加上一些切碎的小韭葱，当然少不了要放龙蒿醋。
随后(这一次我们的客人对正餐很在行)，在那道鸡之后，要加一道佐有蛋黄酱的冷盆龙虾(露西娅那天晚上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制作有独特风味的蛋黄酱)。最后，是樱桃什锦甜点。水果一定是保鲜的，但是在海牙，我们只能拿菠萝充当樱桃。
咖啡?要——不要——要!伊拉斯谟有餐后一杯咖啡的习惯。那么，为什么不让其他的人也试着喝一点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喝，就不喝好了。
晚餐后，还有一种爽口酒，即我们保存的最后一瓶1837 年酿造的法国上等白兰地。我自以为，最好的酒也不足以报答我对蒙田的感激之情，我欠他的太多太多了。我很小的时候，他的书便成了我的“圣经”，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我无需为我如此喜爱蒙田进行解释。他是最有修养的哲学家之一，你尽可放心地带他陪你到任何场合。出于礼貌也许事先应向你的女主人打声招呼。 “伊丽莎白，亲爱的，你不介意今晚我带一个法国人来吧?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君子，绝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想你会喜欢他的。”
“噢，当然不会介意的。非常欢迎你带他来。刚才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蒙田——米歇尔·德·蒙田。他是位作家，他的一些书已译成英文。你也许听说过他。”
“当然听说过!上一次在里维埃拉我们就遇到过一些可爱的人叫这名字。我想他是来自波尔多的法国人，也许他与他们有血缘关系。”
“很有可能。听到他堂兄妹的事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谢谢你的盛情。你想让我们7点左右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请帖上是这么写的。但我知道你不善饮酒，因此我们也许到8点钟才开始用餐。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可7点半来，除非他执意要喝几杯鸡尾酒。”
“我想他可能不会的，他患有痛风病。他对喝的东西很小心.”
“那好，就7点半。非常高兴能见到你的法国朋友，蒙田先生，晚安!代我向吉米和努德尔问好!”
“晚安!谢谢!”
因此，你可告诉蒙田，很抱歉那天晚上他来时你要带他出去用餐。因时间是星期四，仆人放假，而你的朋友巫吉斯一家恰好有一处很不错的房子，他们的饭菜做得也很好。丈夫可能不太引人注意，但伊丽莎白很漂亮，只是有点儿爱唠叨，吉米会假装头痛，而且会以此为借口早些回家。然后，我们可在书房中度过晚上其余的时光，来杯瑞典潘趣酒，边喝边谈着上次我们在巴黎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随后，便到了星期四，那聚会令人心旷神怡，你的朋友蒙田在晚会上大放光彩。他见多识广，擅长讲有趣的故事。客人中有一位大学教授读过蒙田的书，尽管他不完全同意作者的风格。女主人喜出望外，非常感谢你领来了位富有魅力、令人愉快的客人。
但拉伯雷呢?却截然相反。一提到他的名字，你的朋友便扬起眉毛，满脸质疑地说道：“拉伯雷!你不是要我们见写那个可怕巨人故事的那个人吧，让我想想，那巨人叫什么名字来着?高康大还是什么，就好像个大毛猿。如果是他的话，我要重新安排座位。我不能让他坐在玛丽姨妈旁，那天晚上她要同我们在一起。还记得吗?她的父亲是个大主教。而约翰的老板也要来，他是约翰工作的那个银行的行长，而且是公理会教堂的长老。他可称得上是位清教徒，只是喜欢喝鸡尾酒。而且，我不想毁坏约翰的前程。如果你坚持带他来，我只好让你带他 来。但得告诉他讲话时千万不要用他书中的令人可怕的语言。那些话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很风趣，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风趣的话必须是肮脏下流的。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但请告诉他，来了之后要像你另一位朋友一样友好，也就是你上次带来的那位蒙田先生。我们都很喜欢他!”

可怜的拉伯雷医生在这近400年中竟然声誉如此不佳，真让人感到不幸。现在，他是个为了反映肮脏的东西而不得不同肮脏的东西打交道的人。他创造的巨人形象都是一些淫秽荒诞的人物，仅仅是因为他乐于让他们如此表现。在他同时代人眼里，他可能是个很风趣的作家，但将不能为今天文明礼貌的社会所容忍。
如此严厉的谴责是有一定的道理。从当今社会的观点来看，高康大和庞特古埃都没有太多的教养。对于现今生活在如此不同环境中的人来说，他们有点儿太粗俗了。据说在泰勒默寺院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但在今人的眼里，那不会是个真正令人愉快的地方。那些令贝丝女王时代的人们捧腹大笑的笑话(拉伯雷是16世纪后半期在英国所有欧洲大陆作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位)——那些被拉伯雷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的连珠妙语—— 对于当今那些熟悉弗洛伊德及其学说、能够很容易解读拉伯雷的作品的人们来说已经失去诱惑力了。
这些我都意识到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甚至同意部分观点。但他仍然是我个人文学殿堂里非常重要的作家之一。我授予他如此高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才能。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写得很好，我甚至同意那些认为他的作品不再值得一读的观点。他几乎像沃尔特·斯科特和约翰·高尔斯华绥一样已经过时了。
安排一个人带着猎犬追捕这位可怜的医生，并将其交给地方官来审问并没有多大用处。他已不再对年轻一代具有威胁性了。他们只知道他就是那位写那本荒谬书的人。书中滑稽可笑的巨人摧毁城堡就像拔胡萝卜一样轻松，然后又像迪安·斯威夫特笔下的巨人掷鹅卵石那样将它们投向敌人。而年轻的一代只熟悉各种空中超人和滑稽演员。同他们相比，高康大和他的密友算是具有很高道德声誉的绅士了。
那为什么我又如此急切地想见拉伯雷并邀他赴宴，而不邀请其他几百位更有作为的候选人呢?
原因之一，尽管他没有写出一部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书，但他做了几乎同样难的事。像我们的朋友塞万提斯一样，他坐下来，拿起笔和墨水瓶，赋予几个纸上人物以生命，这些人物不仅融合了人们所熟悉的每一种语言，而且充满生机活力，以至于比现实生活中的人更具真实性。
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抱负，我亲爱的费里茨，拉伯雷显示出了罕见的勇气和能力，因为他将自己置身于同上帝进行公开竞争的境地中。正像《旧约》和《新约》告知我们的，上帝并不是由于缺少嫉妒而受人尊敬，而只是因为他非常赞同他的人类竞争对手所做出的努力才容忍他们。让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法国的亨利国王对今天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年代，我们记住这位尊敬的陛下，是因为传说他是美丽的普瓦蒂埃·戴安娜的情人，这个姑娘的雕像至今仍然摆放在卢浮宫中，让我们看了永远赏心悦 目。
但是说到高康大和庞特古埃，我们就会立刻发现自己处在一块神秘的巨人和泰坦的土地上。在那块土地上国王格兰古西尔正在同邻居皮克罗科尔国王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争。托钵修会的约翰修士故意并成功地打乱了所有的按部就班的教学秩序。同时，我们看到远远矗立着的泰勒默教堂，金碧辉煌，闪闪发光，高大的城墙和修长的塔楼倒影在秀丽的山顶碧泊中。
在这件事上，拉伯雷并不是惟一一位成功的人。我们已经提到了唐吉诃德的作者，还有一个关于英格兰安妮女王的著名例子，这位女王同先前任何一个荣登宝座的人相比都最为庸碌。谈到她，最多不过令一般的听众联想到祖母客厅里放着的腿脚极细长的漂亮小桌(绝非是模仿女王陛下桌子而制的)和其他一些家具。不过，一提及鲁滨逊·克鲁索这个神奇的名字，人们眼前便会闪现出一个孤岛突然从平静的太平洋上升起，一个留着胡子、戴着古怪鸭舌帽的男人在焦急地端详着岸边沙滩上奇怪的脚印，我们从而也再次变得年轻起来，好像我们刚刚在隔壁的空地上搭了一间茅屋，等待着我们的自己人“星期五”的到来(我们的小弟弟用一个软木炭将自己涂黑扮成的)。他将告诉我们他已看到了急速向我们领土驶来的帆船，这意味着我们需做好准备抗击海盗的再一次袭击，以保护我们的财产。
今天还有谁仍然对乔治一世或二世感兴趣呢?或者说谁还会去研究沃尔·浦尔或皮特的政策呢?但对于诸如“小人国”之类的故事人们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在听到这样的故事时决不会感到惊讶：一个旅游者在新西兰的某个角落里，距埃里沃恩几英里的地方，突然遇到了小人国部落的最后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平静地生活在那些极小的房子里，吃着微小盘子里的食物，抚养着那些乘坚果壳在不超过澡盆大小的湖中航行的微小后代。
还有，我几乎忘了他，即我们上周邀请的客人。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地狱(想必他自己也从未亲眼见过)，它比《贝德克尔旅游指南》中介绍的任何一个真实国度都更真切、更令人信 服。 最后一点，我想，我们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中所看到的男人、女人、狗和猫等等，难道不比我们每个星期天所要拜访的那些有血有肉的叔叔、阿姨，那些只能使我 们记得莫里兹大叔戴着假发和经常感冒而鼻子通红的艾米大妈更为真实吗?而且是否有人对汉斯·克里斯蒂笔下的战士上衣的扣子数目表示过怀疑呢?

关于拉伯雷的生平，的确没有太多要讲的，他大约生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前两年。他是迎着法国都兰省的一个小镇—— 契农的曙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父亲是个药剂师或是个酒店老板(可能性不大)。很小时，他就被人说服进了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由于他更喜欢研究法律，而不是宗教，不久他就对那里的宗教学说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罪过，但他仍认为向他的方济各会会友告别而加入(天主教)本笃会是明智之举，因本笃会以学习知识为主，相比之下，方济各会则主要是布道，并对世人智慧表示极大怀疑。
过了5年的修道院生活后，拉伯雷开始感到选择此职业是错误的，并认为他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教士。于是他尽力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世俗牧师，但结果更令他失望。不管怎样他要谋生度日，因此他选择作为一名医生，他进了蒙彼利埃大学，最终找到了他的真正职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被允许进行有关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演说。这两位圣贤的书(大约分别写于1300年和1900年以前)是当时的医生寻求诊断和临 床信息的惟一的依据。
在意大利的某些地方，有些勇敢的外科医生得出一种大胆的结论——为了彻底了解病人，医生应该亲眼观察研究病人。但当时教会依旧强烈反对人体解剖，因此解剖学仍然处于襁褓之中。当外科医生给病人看病时，他就从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对照病人的症状，然后根据这些古代名人的所有过时的药方开药。从病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病人通常会死去，但医生却可免除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厄运，因此，医生会十分乐意让这种极坏的风气继续下去。
1532年，拉伯雷离开了蒙彼利埃，带着在那个滥用丸剂和泻剂的时代学到的医学知识来到里昂安居。在那儿，他被任命为一个市医院的见习医生，并被允许做一些看起来相当大胆的革命工作。他被获准作有关解剖学的讲座，并可在人身上进行示范。
正是在里昂这一段见习时期，拉伯雷才开始搞一点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写作。他的有关高康大、庞特古埃和他们所有快乐伙伴的巨人世界便是从他的这些早期尝试中产生的。他仅仅在业余时间写作(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但城市的长者不久就意识到他的文学雄心，并开始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医院得到荣誉应是通过治病救人的工作而不是任凭他在沉思遐想中去乡村到处闲逛，这是件严肃的事。而著名的拉伯雷早已养成了一个不辞而别的习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对工作感到厌倦了，他便出走，甚至一走便是两三周。只有在他又写完了几章、乐意做一点医院的苦差事之时他才重新露面。
按常规来说，一个16世纪的外科医生并不富有。地方官首先感到好奇的是，他们的医生在那些自我批准的假期内，私自到哪儿去了。拉伯雷当然很愿意讲给别人听。作为一个年轻人，拉伯雷赢得了一个非常有权势家族——倍雷家族的好感。当倍雷家的一个儿子成为红衣主教时，拉伯雷曾几次陪他到过罗马，这种受到高层人士恩宠的象征使他在里昂的上层中间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没有像对待其他普通医生那样对他施以罚款，或草率地解雇他。相反，他们仅仅委任了一名替补医生，在他们正规的内科住院医师旷工时由这位替补医生代他出诊。从见习生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安排，而且毫无疑问也对病人有利。
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拉伯雷的手稿急剧增加，以至于引起了法院和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的注意。索邦神学院(一直维持着它反动思想堡垒的名声)谴责他的书并命令刽子手烧毁他的书来表示对这位奇怪的医学博士的“兴趣”。这给王宫发出了一个信号。当时以和蔼可亲、颇有成绩的弗兰西斯一世为首的宫廷人土对拉伯雷非常赏识，并当众阅读了他的作品，他们向陛下最忠实的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发出明确的暗示：请他们管好自己的事，给国王所喜爱的作家以自由，让他随意地写下去吧!
为了进一步表示对拉伯雷的支持，1550年，君王为拉伯雷医生谋得了两份俸禄(当然要通过倍雷)，从而使这位著名的作家能专心致力于他的文学创作。但现在我们知道，他既没在莫顿，也没在圣克里斯托夫·德·詹贝任职。当时他对于能拿到俸禄幸福地生活已感到很满足了。(为什么不呢y)按当时的习惯，人们不会对这种无功受禄发难的。
3年后，尊敬的牧师大人弗朗西斯·拉伯雷去世了，有关他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就这些了，没有别的。至于我们的其他几位客人，他们所做的工作远比他们自己本人重要得多。对于拉伯雷，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是那本书，更确切地说，是书中的主人公——神秘的巨人高康大。
那个名字并非是由拉伯雷杜撰。在拉伯雷出生之前，高康大便已享誉了9个世纪，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生涯是从中世纪巨人保罗·班扬开始的，但他一直没有引起广大公众的太多注意。直到拉伯雷抓住了他并在自己著名的讽刺剧里给了他主角的地位。据我所知，高康大迄今还没有走上荧幕。年轻的一代很可能还不知道他的那些冒险故事，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主要是从好莱坞的那些博学的老师那里得到有关文学和历史信息的。因此如果现在非常简要地概述一下高康大的一生恐怕不是件易事吧!
在第一卷中，一对巨人夫妇生了一个庞大的孩子，为此他们举行了一次庞大的宴会来庆祝孩子的出世。此次巨宴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和饮料。之后，主人公到学校去读书去了。这便给了拉伯雷一次阐述他对当代教育方式看法的机会。这位著名的医生对经院哲学家教育方式的感觉(如今那些人仍旧完全控制着所有的教育机构)，就如同我对50年前在家乡受教育的感觉。他揭示了它的所有荒谬之处。他首先描绘了这种教育方式，然后提出质疑：在可以将孩子们放到对他们自身更有利的文艺百花园中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已再一次使得这些文艺百花 园向广大公众开放，而年轻一代却仍然由于各种神学院的禁令而被拒之门外)，为什么非要迫使他们在乏味的知识化石林中度过漫长岁月呢?
除了对教育的重视外，这位著名的医生还研究了发生在世界各地战争的危害性与荒诞性。通过一个约翰修士之口，他对高康大之父及其邻人、皮克罗科尔国王之间的武力冲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们相互追逐，死伤了几十万人，最终一切如故。
这种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冲突，最后竟不了了之。高康大决定去寻求一种间接的捷径，这使他转向了社会服务领域。我感到很遗憾的是，他选择的这种旨在提高同胞的思想境界，并使他们意识到相互间的责任义务的方法并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模式。当然，关于建立一个宗教隐退的想法也并没有什么新意。1200多年来，寺院一直在增加，不过，由高康大创建的那座泰勒默大寺院与众不同，因为在所有其他类似的寺院里，你的一生都在忏悔中度过，同时做些令人讨厌的工作，而泰勒默大寺院则规定人人可做自己愿做之事。
拉伯雷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他极其缺乏对人类真正本性的了解。我想象不到一生中还有什么比整天渴望干什么就必须得干什么更可怕的事。但是，我想，我知道这位好心医生 的真正用意。拉伯雷生活在一个备受压抑的时代，作为一名医师，他认识到给一般的普通人在道德上以种种限制意味着什么。他的大寺院，他的“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快乐的寺规，可称作是16世纪的精神疗养院，是为那些需要从日常生活的重压下逃脱几个月的人而设置的疗养院。我们现代的精神病专家倒可对此作一些研究。泰勒默大寺院若建在较为偏僻的 乡村地区，可将数十万可怜的妇女从厄运中解救出来。而且，对那些纳税人来说，这也是个天赐宝物，他们被迫交给国家的税金，现在四分之一将要流人那些主管疯人院的专家的腰包里。

关于高康大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过，这点摘录也就足够了。这些足以使你知道拉伯雷医生所进入的梦幻世界与但丁先生的是截然不同的。但丁先生为了给我们显示他对那个世界的看法，也设计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但丁想达到的目的很简单，每个人都可理解。他想同那些挫败他个人政治抱负的人和解，从而解决他的个人恩怨。但直到现在，经过了近4个世纪的详细研究，拉伯雷先生的朋友们还是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让他的主人公进行那奇怪的旅行，又设计了一个庞特古埃世界，这到底是为了证明什么?
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但迄今仍没有肯定的答案，仍无法将我们的好医生划归某一单独的格式。
韦伯斯特词典对庞特古埃主义的解释是指： “庞特古埃的理论或行为；带有讽刺或严肃的目的意义的插科打诨或粗野的幽默。”我们倒可以不考虑“粗野的幽默”这一解释。我和你，亲爱的费里茨，同属于一个根基深深植在中世纪土壤里的一个种族，而这种所谓的“粗野”也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我们在陌生人面前小心翼翼地隐蔽这一点，因为他们对此不会理解，他们仅仅感到稍有难堪。但如果我们和那些纯朴的西兰岛人、荷兰人或佛兰德斯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非常拉伯雷式(在真正的盎格鲁一萨克逊意义上)地生活，而且还会发 现自己在令400年前的人们感到愉快的那些谑语、怪话、笑话、滑稽、怪癖、怪举、妙语组成的奇怪氛围中感到彻底放松。对他们来说，备受谴责的拉伯雷式的粗野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种手法表达了一种极其自然的文学方式。拉伯雷也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对他讲述的事情感兴趣。
事实上，从当时的国王到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能从他的那本《宏伟而弥足珍贵的大事年表》中找到真正的乐趣，这恰恰表明作者选择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在当时是很恰当的。
最后，关于拉伯雷，我再讲几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意识到对同胞负有社会义务，并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改革家。我敢保证拉伯雷若被划人时代激进分子的行列，他定会感到忿忿不平的。尽管他自称写作只是为了消遣，但他一定知道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表面的那些东西，还包含着许多其他的东西。
拉伯雷很聪明，显然也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他生活在一个极端迷信、愚昧无知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总是莫名其妙地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毫无疑问，在前一个世纪处于较好境地的阶级已有了一定的文明，他们能有闲暇发展必要的优雅的生活情趣。但那些广大贫苦大众仍然像先前那样表现出无可救药的粗鲁野蛮。他们仍然同他们饲养的牲畜一样过着肮脏邋遢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温饱过，而且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狱而不敢相互做出任何形式的违法乱纪的可鄙行为，而教会正是利用教民的这种心理成功地使他们生活在一种基本的但又非常必要的礼仪范围之内，至少在部分时间内能达到这一点。
拉伯雷想以一种人人都理解他的方式描绘他生活的那个世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创造了一个荒诞的巨人世界；伊拉斯谟(拉伯雷称他为自己的师父)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在他的《愚人颂》里，他让那些小木偶跳快乐的吉格舞曲；托马斯·莫尔为了告诉他的同胞们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看法，创作了《乌托邦》——他为所有具有良好意愿的人们描绘了一种他所梦想的最终的理想乐园；塞万提斯赋予了他的荒诞骑士具体形象，让他说服他的西班牙同胞检查自己的行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再成为世人的笑料。先前，我已提到迪恩·斯威夫特， 他通过他的小人们和巨人们使那些自我满足的乔治王朝时期的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缺陷。一个世纪之后，塞缪尔·勃特勒结束了他在新西兰养羊的冒险经历，带着有关《埃瑞洪》的信息返回了家乡。在那个“不存在之国”，人们将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于它成了其他一切国家效仿的榜样，成为“无所不在之国”。
作为16世纪前半期的一个法国人，拉伯雷很自然地要用最适合读者口味的那种文学形式，而且自始至终地运用。最后，毋庸置疑，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辉煌的社会问题的揭示者。他假装热切地渴望生命，因为他极端仇恨从各个角落向他诡笑的死神；他扮作小丑以便可能把确实埋藏在敏感心灵深处的那份无望的忧郁心情掩饰起来；他装成傻子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惟一的一种使他的邻人接受他几分智慧的方法。总而言之，为了达到他的最终目的，拉伯雷宁可让别人说他粗俗，而将自己对同胞的那份深深的持久的关爱隐藏在这种误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