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现在不得不为6个月的过冬生活做好准备。他们意识到船已无法保住，因为冰的压力迟早会把船身挤碎。因此，要利用木料造一所足以容纳16个人的大房子。船上的木匠(太不能体谅他人了)在铺好地板之后便离开了人世，好在16世纪时每个水手都或多或少都会点儿木匠活，用起斧子或刀来与专业木匠不相上下，所以建造房子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船停泊在新地岛东北海岸的一个避风的小海湾里，那里似乎也正是造房子的最佳地点。于是房子就被建造在那里，并且一直保留在那里。探险队员不缺建房的木料，他们不仅可以从船上拆下大量的木板，而且还可以利用通过西伯利亚北部海岸向西的洋流(300年后南森正是利用这股洋流使“弗拉姆”号到达北极极地)漂到新地岛东岸的大批枯树。但把树木从海岸边拖到岛上来却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其中两名船员病得很厉害已无法干活了，其余的人只有全力以赴。
屋顶是最难造的部分。但并没有难住这些水平们，他们先造了一个扁平框架，然后把一张船帆钉在框架上，用沙子压住。老天爷帮忙，下起了雪，雪覆盖了沙子，很快又结成冰。屋顶被冻得结结实实的，只有来年春天的雨水才能把它融化开。
船员们找不到垒烟囱用的石块，但他们大都记得小时候在农舍里的情形：在屋子中间的地上生火，烟囱上升后，通过屋顶中央的一个洞排出。他们懂得一些气流的知识，用一个旧的大桶作为烟囱的管帽，这样可以使屋顶中央的洞有更大的吸力。但他们对通风知识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有一次，在1月份的一场大雪暴中，几个聪明的小伙子想要升高屋内的温度。 他们把烟囱用垫子堵死，用船中宝贵的煤而不是平时烧的漂浮过来的木头作燃料，来提高热量。结果整个探险队差点因窒息而死。幸好，德·威尔医生——他总是尽职尽责——及时醒来，果断地踢开了门。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做任何冒险的尝试了，而宁可躺在床铺上冻得瑟瑟发抖。
然而，他们总是被一次次从床上叫起来。他们的这位独出心裁的理发师用一个旧的啤酒桶做了个蒸气浴缸，并要求每个人每周至少使用一次。船员们睡的床铺靠房子的南墙排列，因巴伦支的健康状况不佳，专门为他在火堆旁餐桌右边安排了一张特制的床。餐桌上放着一个沙漏(计时器)，除了沙漏他们还有一只普通的钟。这说明装备这艘船的人很有现代化的头脑， 在1596年很少有船出海时带着钟。当时的人们在海上航行全凭上帝的安排和粗略的推测，因此，少带一个钟也无关紧要。况且，这个可怜的参加探险的钟很快就坏掉了。它怎能不坏呢?它的内部机件可能在头半天里热得像被烧烤过一样，而在后半天里又被冻得邦硬。那个时候制造出来的钟哪能经受得住这么折腾。钟不能再嘀嗒作响之后，他们只好依靠沙漏来判断日期和星期。一个人必须专门守着沙漏，当沙子全漏到下面后，便把沙漏倒转过来。
木屋的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简单的油灯以供照明，火堆的上方放着一口盛满水的大锅。热水使屋内保持一定的湿度，而且可以为大家提供热水做汤喝。室内一切安置停当之后，这个居所被正式命名为“安全棚”，船员们都搬了进来。
漫长的“囚禁”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2月里接连不断的雪暴袭击着这个地区。不久，屋外的积雪已达到屋顶那么高了，每当船员们要从外面运进一些柴禾时，就必须挖一条隧道才能出去。
屋内烹饪的香味(通过屋顶上作为烟囱口的大桶散发出去的)引来了一些狐狸，它们在屋顶上蹦来跳去。一开始，船员们被狐狸搅得心烦意乱。但很快发现这大大地方便了他们，用不着跑出老远去安放捕兽夹子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得到了大量的狐狸皮。他们不仅需要这些裘皮做衣服、帽子，而且还做鞋袜。他们从荷兰带来的鞋子都不能穿了。由于鞋子总是被雪水浸湿，经常需要放在火堆边烘烤，以致鞋都裂开了大口子。水手们很会使用刀子，他们用漂浮来的木头削出木头鞋，然后包上狐狸皮。结果，整个漫长的冬季里没有一个人的脚趾严重冻伤——这在北极探险中创下了纪录，尤其是在300年以前。
元旦那天船员们的忍耐似乎达到了极限。一场可怕的飓风袭击了这个海岛，整整刮了一个星期，谁也无法出去取木柴，为了取暖，“安全棚”的居民们只好烧掉自制的家具。
元月6日是东方三贤节。雪暴已过去，但船员们的精神濒临崩溃。船上多才多艺的理发师提议搞一次小型聚会。大副被选为“新地岛之王”，并为此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晚餐。在荷兰庆祝这个节日的各项活动他们都一个不漏地举行了。这顿饭(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包括薄煎饼和船上带来的饼干，他们用热葡萄酒泡了吃。
船员们就这样熬过了漫长的冬季。一天，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一线光芒，“囚犯们”知道“拘留期”中最艰苦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们应该开始建造小船了，一旦海面开冻，他们便可以乘船返回安全地区。
能在露天工作对他们恢复体力大有裨益，因为整个冬季里他们很少走出木屋。1月份，又一名水手死了，他是葬在新地岛上的最后一人。3月初，冰开始化裂，但直到6月他们才能够扬帆启程，就这样挥泪告别了这么久以来一直作为家的那个坚固的小木屋。屋门要封好，不能让熊和狐狸闯入。锁门之前，威莱姆·巴伦支写了3封信，叙述了他们的冒险经历。其中一封存放在装炸药的牛角里，吊在烟囱中。3个世纪后，人们发现这封信还在那里，并保存得十分完好。
6月13日清晨，威莱姆·巴伦支和另一名虚弱的水手被抬到了船上。他们先向正北航行，抵达岛的最北端，从那里他们再向南驶向西南方向，最终到达西伯利亚的北岸。他们沿着西伯利亚海岸线航行，希望能到达白海的海口。巴伦支病得很重，但他只能在一条无甲板的船上生活和休息。尽管如此，他从未停止进行必要的航海观测。他把所发现的海角一一准确地标在地图上。今天其中许多地方仍然延用着当时起的荷兰名字，而且标定的位置都很准确。10多天后，那个患病的水手死了。其后的一天早晨，老威莱姆·巴伦支也把他的灵魂交托给了上帝，静静地进入了长眠。
他们终于到达了他们认为是白海海口的地方。自造的小船漏得很厉害。乘坐在小一点的那艘船里的人几乎整日泡在齐腰深的水里。船的桅杆已经折断，破烂的船帆满是窟窿。每次他们想登岸时，就会立即遭到成群结队饥饿的北极熊的袭击。他们没有机会生火做饭，所有的人都已经精疲力竭。7月初又有一名水手死了，似乎是得了肺炎。还有一个离奇的细节值得一提——即使在这样危急的逃生时刻，船员们依然带着那些他们原本打算同中国人做生意的货物。而且在夏季第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海姆斯科克命令船员打开货包，取出货物晾干，以便能将货物在尽可能好的状态下带回到阿姆斯特丹。显然，他们从未想过要用这些额外行李中的东西来换掉他们身上褴褛的衣衫。
他们还经历了另外一些有惊无险的遭遇。由于行李中有一些沉重的铁制大箱子，他们的罗盘出了故障，加之没有可靠的地图，他们只大概知道回到文明世界的方向，没有精确详细的数据可供参考。几天后，所有的人都患上了坏血病，但在一个小岛上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坏血病草，这使大家很快又恢复了健康。
终于，他们遇到了一艘俄罗斯渔船。这之后的航行相对容易了许多，尽管有一次他们不得不连续划桨长达30个小时。8月份，他们抵达科拉半岛。这时突然天降大雾，两条船失去了联系。有好几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方位，也不知道同伴是否还活着。不过，这并未给两条船上的人造成严重危害，大雾很快散了。他们一同来到了一个俄罗斯人居住地。在那里他们受到热情款待，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吃到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正当他们在萨莫耶德人的村庄里调养身体、恢复体力时，德?赖普船长竟也出人意料地来到了这里。德?赖普船长一直在北冰洋寻找他们，直到他们的船被风刮进了白海，他和他的船员们便在白海度过了冬天。10月6日，他们告别了好客的俄罗斯主人，将两条漏船留给了俄罗斯人作为纪念。23天后，他们回到了祖国。
家乡的人们对他们是否还活着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他们的突然归来引起了轰动。这些人后来怎样了，我们就不大清楚了。水手们很可能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一旦没有人再愿意请他们喝上几杯啤酒，让他们讲像马那么大的北极熊和像教堂塔尖那么高的冰山之类的有趣的故事时，他们可能又会回到海上去。毕竟——一个人总得生活啊。回到大海的惊涛骇浪中去，生死听天由命。要不是一位有远见的出版商劝说德·威尔先生把他们的冒险经历和痛苦磨难写出来，这个值得纪念的航海故事恐怕就和其他许多类似的探险远征一样被遗忘了。然 而，那些远征者中可没有一个像理发师这样又能舞文弄墨、又能操手术刀和剃须刀的人。
关于雅各布·范·海姆斯科克，这个勇敢地带领他的队员们经受住了种种磨难，并引导他们安全回到出发港口的人(这里还要补充说一句，他继续为他的祖国效力，担任一艘军舰的舰长)，于1607年，在靠近直布罗陀的海上与西班牙人的一次交战中，他被击中心脏，以身殉职。
今年气候极为反常。春季来得格外早而且格外的暖和，但夏季却凉而潮湿。秋季炎热的天气一直延续到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之后突然变得特别寒冷。我们可能要度过一个自1892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了。所有的运河都结了冰，甚至连斯凯尔特河也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通往北贝弗兰的渡船不得不停止运营，坚持要上岛的人只好步行试试自己的运气了。
吉米一直坚持使我们在维勒的家保持纽约的平均温度，我只好从我那温暖的书房逃了出来在按约定到费里茨家赴宴之前，呼吸一点我每天必定要出来呼吸的新鲜空气。在维勒，我们要想出来散散步，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所以我漫步向连接米德尔堡和我们小镇的运河走去。运河的船闸已经关闭10来天了，运河上的冰冻得非常结实，想到镇上去的人们甚至可以架着雪橇在冰上行驶。
平时运河上还有许多的年轻人在滑冰，但今晚特别的冷，因此运河上变得冷清多了。鉴于还差20分钟才到7点，我没有急于离开，站在一个船闸上，一面是为了歇口气(因为气温接近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欣赏寒夜中可爱的宁静。突然，我看到在运河的转弯处，有一名滑冰者急匆匆地向维勒滑来。他看上去很健壮，尽管顶风而行，他前进的速度仍然非常快。他滑冰的方法与我们国家的人不同。我们国家的人喜欢穿老式笨拙的弗里斯兰冰鞋，小心翼翼地滑行，这种冰鞋很适合长距离滑行，但速度上不去。然而，这位陌生人虽然穿同样的冰鞋(用皮带将冰鞋紧绑在鞋上)，却以至少20英里的时速前进。他离我越来越近，我认出了他。这张面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就是我童年时代崇拜的偶像弗里德乔夫·南森。
来到船闸高大的钢门附近，南森突然停了下来，环视四周，想找一个便于上岸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不管在怎样的气温下，船闸管理人员总是要保持船闸附近的水不结冰，所以我担心这个陌生人会遭到不幸，忙向他挥手，用手势告诉他什么地方上岸比较安全。他也用手势表示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很快他便来到一尊古老的大炮旁，坐在炮身上(荷兰到处可见古老的大炮，这些大炮现在用来系泊船只)，解开他的冰鞋，跺着脚以恢复血液流通。
“这冰鞋还不错，”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示欢迎，他就说开了， “但为什么一定要用带子绑在脚上呢?它们会影响血液循环。我认为我们挪威人把冰鞋与鞋底固定在一起的方法更科学。我希望你不会因我的批评而不快吧。我觉得我的双脚完全冻僵了。”
我表示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也提醒他这是一个以种田捕鱼为生的民族，人们往往比较保守。
他微笑着看着我。“亲爱的先生，”他说，“您是在跟我讲话吗?您别忘了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与船员一起度过的。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进步到了能接受罗盘这种东西!”
说完他站了起来。“我想我能走路了，”他告诉我，“看来您住在这里，也许您能告诉我今晚我应该去哪家赴宴。我不知道主人的姓名，但他们给我描述了房子的样子。”我告诉他不必再费神打听了，我是专门来迎接他的。可是，那天晚上我的这个没有恶意的小小谎言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真奇怪，”南森盯着我说道，“因为我自己也并不知道我会滑冰来到你们这儿来。开始我是步行来的，走到米德尔堡时，在一家旧货铺里，我看到了这双冰鞋，价格很合理，我决定穿上试试，看看我是否还能滑冰。我并未带钱，就用3枚奖章换了这双冰鞋。现在不管我到哪里，奖章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我把它们带在身上是作为以往那些快乐时光的纪念品。”
“那么您喜欢滑冰了?”我有点尴尬地问道。
“我一直爱好滑冰、滑雪和登山，”他回答说，“但那都 是过去的事了。他们说我的心脏衰竭了，要我注意，不要过多地剧烈运动。尽管刚才最后两英里我滑得很快，但现在感觉很好。请告诉我，您是否长年住在这里?这儿的冬季是否总是像今晚这么冷?因为这样的天气可比格陵兰冷多了，更不用提新地岛了。你们的祖先在新地岛时，整个冬季，他们都呆在小木屋里发抖，几乎要被冻死，要是他们走出屋子活动活动，他们一定会感到像在挪威那样舒服。”
他的话令我吃惊，我问他：“这么说，您知道3个世纪前的那次著名的探险了?”
“我当然知道，”他回答说，“那是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北极探险。我在关于北极探险史的著述中谈到了那次探险。”
“那么今晚您一定有兴趣见一见那次探险的一些幸存者下?”
“当然，可怎么能见到他们呢?您是说他们也到这里来？”
“还没有到呢，”我说，“至少我还未见到他们。我们认为请你们聚在一起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所以邀请了他们中的三个。现在是7点过5分，几分钟后我们就知道他们来了没有。”
过了一会儿，当我敲开费里茨家的门往里一看时，我便知道我的担心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三位新地岛的朋友正坐在火炉前，品着热气腾腾的瑞典混合甜饮料。
我和南森进屋时，他们站了起来，客气地鞠躬以示敬意。他们对南森如此尊重，我感到奇怪，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听说过弗里德乔夫·南森的名字，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取得的成就。当这个挪威人出现在探险者的行列中时，他们已经死了好几个世纪了。但是，当我(我身高差不多6英尺3英寸)抬头看着矗立在我身边的南森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当南森进屋时人们起身的原因。也许正是他的眼睛使人们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敬意。他的眼睛是我见到过的最大、最蓝的眼睛，而且他的眼神会使你感到：“如果这个人要我跟他下地狱，我也会跟他去的。”
南森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给人的这种印象。他走到伊拉斯谟面前，热情地与他握手。“亲爱的博士，您很像霍尔拜因画中的您。”他说，“不用介绍，我一眼就能认出您。如果我早出生几百年，您一定会把我写进您的《愚人颂》，因为世上再没有比我更愚蠢的人了。我们本可以与家人一起幸福地生活，但我却把这美好时光都浪费在了没完没了地在冰天雪地中探险。即便是找到了那个地点，它看上去也同我来这里时看到的茫茫雪原没有多大的差别。”
伊拉斯谟几次摇头，待南森说完后，他用老式正统德语(因为南森是在用高地德语同他讲话)慢条斯理地问道：“告诉我，当您远在那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孤独一人时，您是不是感到寂寞或者不幸?”
“当然不是。为了生存，我忙都忙不过来呢。”
“那么当您回到文明世界之后，是否有过不快或寂寞的感受呢?”
“常常有，我讨厌人们所谓的文明。” 。
“那么，”伊拉斯谟得出结论，“我认为您不能被写进我小小的著作中，因为您是个实实在在的聪明人。现在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其他几位客人。他们也都是聪明人。他们是来这个村子享受快乐的生活的。”“可是我已经认识他们了。”南森快乐而又热情地说，“先生，您一定是巴伦支船长。我常常穿越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海域到西伯利亚东部去。而您，先生，一定是海姆斯科克船长。向您致敬，先生!您干了一件极为出色的事：把船员平安地带回了家。这位一定是我们的好医生德·威尔，您写的书是我小时候珍藏的物品之一，当时我住在克里斯丁亚那。惟一遗憾的是我读不懂这本书的荷兰语原版，不过我希望您至少能听懂我说的话。一点低地德语加一点挪威语几乎就等于是荷兰语了，是这样吧?”
“是的，”巴伦支回答说，“因有一次我的船员中一半是挪威人，我向他们学习了挪威语，我发现我的特塞林方言与挪威语没有太大的差别。”
“放心总有人会说英语的。”海姆斯科克说。
“确实如此。”南森回答说。
“还可以用笛子来表达。”德·威尔补充说，“我带来了我的笛子，当我听不懂你们的谈话时，我用笛声来表达。”

那天晚上，从一开始整个气氛都非常令人愉快，一直到维勒古老的钟令人扫兴地敲响了午夜时分。那晚一切进展顺利。我们的客人很喜欢那天晚上的音乐(尽管我们听得不多)。巴伦支和德·威尔非常欣赏库瑙的《大卫王与歌利亚之争斗》，以至于我们请海因又放了一遍。尤其是大卫王杀死歌利亚的那一段，你甚至能听到大卫王用弹弓射出的石子发出的嗖嗖声，这给客人们带来了欢乐。客人们对斯威林克的《共鸣幻想曲》中的一些乐章也很喜欢。
这时，乔已经与新地岛的三位男土成了好朋友(当说同一种语言时，沟通是多么容易)，她告诉我们宴席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我们离开火炉，来到餐桌旁。我们的客人中谁也不是那种人们称之为美食家的人。他们没有为了吃而吃的习惯，他们吃东西是为了活下去，而且他们经常要忍饥挨饿。然而这顿老式的荷兰风味饭菜非常合他们的口胃，三位荷兰客人特别爱吃那一大盘煎土豆。这道菜是乔临时添加的。他们以前从未吃过土豆，很喜欢这道菜。但他们究竟是爱吃土豆这种菜呢，还是喜欢土豆的这种烹制方法，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我听到德? 威尔对海姆斯科克说：“船长，如果那时我们每星期吃一次这样的蔬菜，我们的船员就不会得坏血病了。”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讲的这话完全符合科学事实，因为在他们探险活动的几百年之后，库克船长证明了坏血病与缺乏新鲜蔬菜有关。然而，德·威尔善于细心观察，他可能早就猜到缺乏新鲜水果与以往航海中出现的致命的坏血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选择用传统布丁款待客人是个不错的主意，它使三位荷兰 人回想起他们在新地岛上仲冬时节所搞的庆祝活动。当时他们也试图做一道像这样的布丁，但囿于条件只得改为煎饼了。
然而，那天晚上，最令费里茨和我愉快的时光是在我们的客人品尝了第一杯热咖啡(其中的两个人很喜欢这种咖啡，但巴伦支抱怨咖啡太苦，他要了一杯啤酒)开始谈论他们的本行时。在偌大的世界中，没有比亲耳聆听行家们谈论自己的本行更令人神往的事情了，这就如同欣赏艺术大师的表演那样令人满足。你是否了解他们谈论的话题，这无关紧要。我曾与美式橄榄球教练们坐在一起听他们闲聊，也曾出席天文学家们的晚餐会听他们讨论重新认识宇宙的问题，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我忘不了在阿耳冈昆的那个晚上，克努特?罗克尼和泰?科布是如何谈论向前传球和滑垒的最佳路线的。虽然我对他们的话题一窍不通，但我觉得过得非常愉快。
这次在费里茨家款待南森和新地岛远征队员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喝完最后一杯咖啡之后(巴伦支终于同意，只要习惯一段时间，他会喜欢这种奇异的黑色液体的)，话题突然转到转变航向上来。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航行的书，大体知道“之”字形航行被称作抢风转变航向，但我没有想到抢风转变航向的方法像用鸡蛋做菜一样种类繁多。他们用空盘子当作北冰洋上的岛屿，用一只酒瓶——横躺着放下——当作帆船，于是抢风转变航向就这样开始了。火柴用来标明岛屿之间洋流的方向。那么在遇到来自正西方的大风，洋流也是由西向东的流向时，如何使船从东南向西北行驶呢。后来餐桌显得太小了，盘子、瓶子和火柴都被挪到了地上，海因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几位著名的人物立即注意到这位普通的渔民也是行家，所以把他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后来，话题又同样突然地从抢风行驶转到了人是否可以只靠吃肉食维持生命，是否必须需要蔬菜。
很遗憾我的好友斯蒂芬森当时不在场，他就只食肉类。那天晚上食肉者是少数派，而且很明显在场的人对肉食都不大感兴趣。然后，话题——又出乎意料地——突然转到了我最想听的内容上——关于在漫长的北极探险中的士气和领导的问题。
南森首先发言。“一艘船的船员，”他说，“特别是在北极地区，就像一支部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他们会立即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但纪律太严明，又会扼杀其积极性。水手们可能会坐在暴风雪中冻死，而不去就近的岩石后面躲一躲，因为上司没有告诉他们应该那样做。在最近的400年间，有过各种各样的探险活动，其中不乏有一些悲惨的结局，主要是因为水手们惊慌失措，急于冲向最近的陆地。就拿那次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骇人听闻的远征来说，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细节，但从威廉王岛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看，我倾向于认为 那些可怜的家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120多人丢了性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长官指挥不当所造成的。你可以想一想，威廉王岛和维多利亚地其位置都处在北极圈之外，只要有一支枪、一把伞和一些替换的内衣，我认为完全可以在那里安全过冬。”
我对富兰克林远征队遇难这件事比较了解，因此冒昧提了一个问题。“导致灾难的原因之一，”我问道，“是不是军官总是让士兵去做所有的事?”海姆斯科克打断我的话。“那是错误的，”他说，“你永远不能让你的手下去做你不想做或不能做的事情。”
“当然不能，”南森说道，“如果你是军官，你不必整天去拉雪橇——你需要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但原则上讲，要让士兵们知道，当需要时，你愿意并且也能够摇桨或拉雪橇，而且能做得跟别人一样好。”
巴伦支深有感触。“我知道，”他说，“如果你心里这样想——真正地这样想——你的手下会感觉到的，即使你像我一样生了病，而且虚弱得成了他人的负担。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水手们是怎样待我的!甚至他们自己都站不起来了，还想着要照顾我。”
这时，费里茨问了一个我也想问的问题。“我在想，”他问道，“不知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因为你们都很有经验——你们是怎样让属下去做你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
南森看了看海姆斯科克。“船长，还是您来告诉他吧，” 他说，“因为我不知道。”
海姆斯科克又看了看巴伦支说：“我也不知道。威莱姆比我们两人年龄大，也许他能回答。”
但巴伦支也摇了摇头。“或许是上帝的意愿，”他回答道，“让他们服从你。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至少，我尽力去做——我努力了。我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上帝要他的一些信徒成为领袖，而让另一些成为随从，就如同我们的主是那些升天使徒们的领袖，其他人是他的随从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
“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过于简单。而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我无法想象出一个没有船长、大副和普通水手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这样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正像我一直毫无怨言地执行上帝派来指挥我的人的命令一样(我相信我的船长从来不会对我有什么抱怨)，我也期望我的属下都能服从我的指挥。”
我们静静地听着，老人纯朴的话语令人感动。尽管我们不再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了，但这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生活哲学。这种观点是有意义的——在那种特殊的生活哲学盛行的时候。 但我马上产生了一些疑问。那么怎样来解释亨利?哈得孙呢?他无疑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但他从未胜任过任何形式的领导职务——作为商船船长，他曾航行过世界上的七大洋，但他的船总是成为暴乱的温床。作为远洋船船长，他因为无法控制自己家族成员的坏脾气，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16—17世纪许多船上发生的暴乱又该做何种解释呢?这些暴乱谱写了探险史上一些不光彩的篇章。还有，如何解释库克船长呢? 他是一个进步、开明的船长，在他年复一年的太平洋航行中，他从未觉得有必要鞭打任何人。而布莱，一位能在未经探查标注的水域中闯出通道的天才，完全是靠责骂和鞭打才实现了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但他并未取得任何成就，反而给自己招致了灾难。
我希望南森能解释这些问题，而他确实做到了。
“威莱姆船长是对的，”南森说道，“当今天我们认为不可以再把这些复杂的问题用如此简单的原则加以解释时，他也是对的。唉，我们确实不像我们的祖辈那样虔诚了。我们养成了提问题的习惯。今天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只知道钟的指针会动，还想搞懂为什么它会嘀嘀嗒嗒走个不停。但就某个方面而言，我们的世界迄今未变。”
“先生，您指哪个方面?”费里茨问道。
“这个方面——除非我们对同伴有真正的爱心——请不要认为是感情问题，因为他们不懂这方面的问题——而是真正关心他们的幸福，真正想要为他们服务(虽然我讨厌用‘服务’这个词，但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总之，除非那些托付给我们来照顾的人感到，我们在想到自己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否则，我们做什么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他们会立即感觉到，我们将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能力。”
“毫无疑问，先生，您说得很对，”费里茨说，“但除此 之外，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一定有的，但究竟是什么呢?”
南森微笑地看着他，就像父亲微笑地看着提了一个傻问题的聪明儿子一样。他说道：“难道你看不出来，如果我们知道是哪些原因的话，还要上帝做什么？”
“不，”费里茨答道，“我看不大出来。”
“因为那样我们还必需解开生存之谜。如果我们人类揭示了上帝的秘密，我们将把仁慈的主放到什么位置上呢?”
我有个答案，但我不想说。我怕伤害老威莱姆·巴伦支，那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当我们想到要看时间的时候，早已过11点了。巴伦支已面露倦意。与航海、探险有关的问题我们差不多都谈到了，所以一时间出现了冷场。和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一样，这次又是乔出面救场。这次她突然端进来6盘波特煎饼说：“嗯，下面干点什么好呢?”免得我们尴尬。很难向外地人描绘波特煎饼，因为这种食品只有低地国家才会烹制。波特煎饼是一种小薄煎饼和夹馅煎饼的结合物，是每年一度的乡村集市上的主要佳肴。情侣们可以坐在特别设置的单间里，一盘盘地尽情享用这种加了大量黄油、砂糖和桂皮的精美食品，同时沉浸在古老 的亲昵之中。
在自家厨房里煎制波特煎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私人家里一般吃不到这种点心。但乔是烹饪天才，不知她在什么地方搞到了一个旧的波特煎饼锅，于是就做出了最近4个世纪以来低地国家常吃的这种饼。我们的荷兰客人十分高兴能吃到这种点心，而我们的挪威客人则说这种点心让他想起小时候在弗罗恩常吃的一种食品。但究竟是确有此物，还是出于礼貌这样说，我就不知道了。
波特煎饼融洽了感情，我们请厨师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们共享这精美的食品，但乔说等她端上香甜的热酒后再与我们共享。这种热酒是她根据德·威尔书中对他们在新地岛上“安全棚”里过仲冬庆典的描写制作出来的。几分钟后，香甜的热酒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盛在一个很漂亮的旧锡器瓶里，很像是比豪顿修斯里用过的那种。巴伦支说：“真是太妙了!我觉得我回到家了!”
吃完最后一块波特煎饼，我送给外科医生德·威尔一本我用荷兰文写的书，是关于他航海情况的，上面写着：献给我 “尊敬的作家同行。”医生从钢琴边拿起了与他的滑稽皮衣放在一起的那支旧木笛，为我们演奏了他在漫长的北极之夜常给同伴们演奏的几首曲子。像所有纯朴的音乐一样，他吹奏出的欢快旋律把我们带人了世界上最快乐的时光中。随后时钟奏起了《感恩颂》，德·威尔吹笛为《感恩颂》伴奏。但笛声与钟声很难和谐一致，因为古老的时钟因年代久远而失音走调了。
紧接着，烛光开始闪烁，慢慢变小的火焰，将客人们的身影投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我们默默地目送我们的客人离去。

天气格外寒冷，回家前我一溜小跑，来到港口尽头的钟塔旁，想看看结冰的情况以及附近的费鲁文波尔德堤坝有没有危险。明亮的月光照在宁静的北贝弗兰岛上，使每个物体都投下一个黑漆漆的影子。斯凯尔特河完全结了冰，但远处一条狭窄的黑色水带表明那是斯凯尔特河流人北海的地方，是水和冰交汇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一艘老式的帆船在鲁姆波特的波浪中摇晃。我在德·威尔书中的插图中见过这条船，海姆斯科克
和他的船员们正是凭借这条船前往新地岛的。4个身影正沿着冰面向那艘船走去。南森和海姆斯科克搀扶着威莱姆·巴伦支。在他们身后走着忠实的外科医生，按照海上等级制度的规定，这恰好是他应处的位置。医生手持一支戟，谁也说不准熊、狼或者狐狸会在什么时候袭击他们呢。所以他必须保持警惕，不能让他的上司受到伤害。
我到家时，吉米正被几只德国小猎狗围在中间(我想是为了暖和吧)，依然没有睡，在等我。
“喂，”她问道，“今晚学到什么新东西了吗?”
“学到了，”我回答说，“而且很多。”我在火上添了一些煤，把小猎狗放回到吉米床下的篮子里，仔细地用旧毯子给它们盖严，然后便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晨是我见过的最灿烂、最明亮的一天。室外，数百只海鸥上下盘旋，一面互相追逐着，一面发出尖利的叫声，看上去像刮来一阵卷着羽毛的狂风。它们等待着我出来给它们分发每日的口粮——剩面包。我心情愉快，因为我终于了解到了领导艺术的秘诀。在这些我童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们身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只是一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过着具有“奉献精神”的生活。这种精神抑制了人类本性的自私，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地考虑属下的幸福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