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厌倦了现代小说，我强烈推荐你读一读伊拉斯谟书简。那里边有很多老生常谈式的告诫，是一些比伊拉斯谟这位博学长者还要羞怯的人写给他的：
某行政长官写道：“我听说您准备写一本关于路德派之争的小册子，请务必谨慎处理，因为您可能会触怒教皇，他愿您平安无恙。”
又比如：“某君刚从剑桥归来，告诉我您正准备出版一部短文集。看在上帝分上，请不要触怒皇上，他完全可以让您吃尽苦头。”
一会儿是卢樊卢樊，比利时中部的一个城市。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的全体教师，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这些人物都得小心伺候，否则作者就会失去收入，失去必要的官方保护，或者落入宗教法庭的掌心，在轮下碾成碎片。
现在轮子（除了用于转动）已经降格送进了古董陈列馆，宗教法庭关门也有好几百年了，对于投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官方保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历史学家凑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从不提“收入”这个词。
但是，当有传言我要写一部宽容史的时候，另一种忠告和建议便来到了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
“哈佛已经拒绝黑人学生进入宿舍，”一位书记官写道，“请一定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写进你将来的书里。”
或者：“马萨诸塞州弗拉明戈市的一位杂货店老板宣布加入天主教，当地的三K党已经开始抵制他，你一定会在写宽容的故事时就此谈几句吧。”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非常愚蠢，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它们恐怕不应该包括在一本关于宽容的书中。这些仅仅是缺乏风度和不遵纪守法的表现，与那种官方形式的专制有很大的差别，官方的专制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连，使迫害成了所有好公民的神圣职责。
贝奇霍特说过，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铜版画，对一些选定的、最好最重要的对象，应该用生动、明亮的光线来表现，而对其余的东西，则应该用暗色来处理。
现代专制主义也曾经多次愚蠢地爆发，新闻报章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即使在这里边，我们仍然能够分辨出一些未来的希望之光。
因为，那些过去人们认为不证自明的事情，由于“向来如此”便能通行无阻的东西，现在都能够引发激烈的辩论。我们身边常常有人挺身而出，为一些被我们的父辈、祖辈斥为荒诞不经的思想进行辩护，而且在与普通大众愚昧可憎思想的斗争中，他们常常能够大获全胜。
这本书不能写得太长。
因此我不能再写当铺老板的趋炎附势，北欧强者渐已消褪的荣耀，还有偏远地区无知的福音传教士，固执己见的农民教士、巴尔干拉比拉比，犹太教领袖的称呼。，这些好人和他们的糟糕观念总是不离我们左右。
但是只要没有国家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多大的危害，好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
个人的专制是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麻疹、天花、饶舌妇加在一起还要多。但是个人的专制不会有刽子手。如果它设置了刽子手的角色，就像偶尔发生的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将会受到警方的注意。
个人的专制没有监狱，不能规定国民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如果它试图这样做，就会引起所有安分守己的百姓的反对，必然无法实施。
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国家里，个人的专制必须以不引起公众注意为限，不能超出这个限度。然而官方的专制则实际上是万能的。
除了自己，它不承认任何权威。
它凡事都要插手，不听任何分辩，不给无辜受害者任何形式的补偿；而且总要借助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总想解释天国的意志，似乎解开生存之谜的钥匙，只在当权者的手中。
如果本书中“专制”这个词仅指官方的不宽容，如果我对个人的不宽容关注不够，还请不要见怪。
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