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博学的美国漫画家，他总喜欢问自己，台球、低音大提琴和擦鞋垫子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倒想知道，那些奉命操纵现代攻城大炮的人心里是怎样想的。
在战争中有很多人执行着数不清的奇怪任务，但是还有什么比操纵贝尔塔巨炮更可笑的呢？
其他的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能够通过飞溅的火光判断自己是否击中了煤气厂。
潜艇指挥官会在攻击后两三个小时再回到战场，通过残骸的多少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只要肯定自己还呆在某一条堑壕里，就知道自己至少守住了阵地，便可心满意足了。
就连那些攻击不可见目标的野战炮兵，也可以给几英里外藏在枯树上的同伴打个电话，问一问那该死教堂的塔尖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是否需要换个角度试一试。
但是那些操纵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自己奇怪而不真实的世界里。
就算有称职的弹道学专家帮助，他们也无法预测自己高高兴兴放出去的炮弹会落向何方。也许炮弹正好命中预定的目标，恰好命中兵工厂，或者正中碉堡的中心，但是也可能会击中教堂或者孤儿院，或者悄无声息地潜入河里，钻进墓穴，不造成一点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们和这些攻城炮手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也在操纵一种大炮，他们的文字炮弹可能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发革命或者毁灭性的大火，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可怜的哑弹，静静地落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变成废铁，最多被人拿来做伞架或者花盆。
除了文艺复兴之外，历史上再没有这样的阶段，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大量消耗如此多的纸浆。
亚平宁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克，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斯博士、里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急忙忙地出了自己的书，最少也要来上十几本，更不用说模仿希腊人写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们，以及学着罗马祖先写颂歌的李卡蒂诺们 。在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还有数不清的人收集钱币、雕塑、画像、手稿和古代的盔甲，他们忙不迭地把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收集整理、登记造册、分类存档，又出版了无数配着精美铜版、木版画的集子，介绍他们的收藏品。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古登堡，却让弗罗本、阿尔都斯、爱提尼这些从事印刷的人大发其财，从人们巨大的求知热情中捞到不少油水。但是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成果并没有对15、16世纪的作者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很少几个拿着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就像那些操纵巨炮的朋友一样，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很多障碍。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彻底清除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不然这些东西今天还会阻塞我们的心灵。
然而，严格地说文艺复兴本质上不是一次向前看的运动。它厌恶刚刚过去的一切，把上一代人的作品称为“野蛮的”或“哥特式的”，(因为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而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浸透着“古典精神”的艺术上。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了精神自由，为宽容的事业、为更美好的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一击，那也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的本意。
在这之前，早就有人对罗马主教的权力提出质疑：为什么他可以规定波希米亚的农民或者英格兰的自耕农用何种语言祈祷，用什么样的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该为一张赎罪券付出多少金钱，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养孩子。他们向那个超级国家的强权提出了挑战，但最终全都被这强权镇压了。他们有时是为某个民族而战，但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1415年7月在康斯坦茨广场以异端罪被用火刑烧死。他在烈火中向群众演讲、唱诗，英勇就义。胡斯之死激起了捷克人民更大的反抗，终于发展成为波希米亚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冒着青烟的骨灰，被屈辱地抛进了莱茵河，这是向全世界的警告：教廷仍然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统治。
刽子手焚烧了威克里夫的尸体，似乎是为了告诉莱切斯特郡卑贱的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的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座强大的传统堡垒，是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用无限制的权力慢慢地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力休想攻破。神圣的光环下丑闻不断：三个主教都说自己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让人花钱违反法律；修道士过着完全堕落的生活；唯利是图的人利用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进行勒索，要那些可怜的父母为他们死去的孩子交纳大笔钱财。
所有这些尽管尽人皆知，但从来没有对教会的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几个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或者主教也并无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让这座古老的大厦轰然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瘦弱苍白”的人指约翰·胡斯，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后来在这所大学任神学讲师、哲学系主任。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真义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百姓人等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子民，诚心做善事，安然享天年。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的家底，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
譬如马可·波罗。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他说起自己见到的塔一般高的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有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花岗岩城墙，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哈哈大笑。
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无可奈何，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是一个好的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为了打发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人讲了那些奇异的故事，而那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见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几英里，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
在过去十二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当然，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儿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被监禁了十四年，失去读书写作的自由达十年之久。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十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精妙的进化观点，而每一个学过 ABC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中压根儿就没有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整个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自由的时候，仅靠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权威的反叛。大众的启蒙是几个世纪痛苦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人们都能够理解，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产生了很大作用，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东西。
以卜迦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故事中说，所有的宗教体系，都一样有对有错。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把人送上绞架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去世时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颇受尊重的成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无疑地证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它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的主人），完全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那位皇帝死后几百年编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说法，认为谁相信地球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再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活在世上。而当1499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向大家描述星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对奥古斯丁的教义又该作何感想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维多利亚号(生于葡萄牙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480？~1521）1519年9月率领五艘船进行环球航行，1522年9月探险者返回西班牙，仅剩的一艘船就是维多利亚号)环球旅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学中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我还要重复我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得叶公好龙。在这三百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娱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暴跳如雷，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和建筑，他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涛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超过了良好的品味。
在向往新生活的种种表象后面，无疑暗藏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那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是对全能的教会束缚人类理性发展的不满。
从卜迦丘到伊拉斯谟，大约经历了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抄书匠和印刷商从来没有清闲过。除了教会自己出的那些书以外，在当时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曾间接地提到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被入侵野蛮人的无政府状态取代、西方世界落入无知僧侣掌心之后的惨状。
马奇雅维里和洛伦佐·德·美第奇这样的人对伦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们都很实际，很善于利用现实世界。表面上他们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它力量强大，罗网密布，完全有能力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也不曾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提出质疑。
但是对过去的事情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新感觉的不停追求，还有他们不安分的思想，使得原先那个自以为“我知道”的世界开始自问：“我真的知道吗？”
比起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的画集，这更值得后世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