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齐尼是意大利的一个家族，在16世纪产生了两位神学家，雷利奥·索齐尼和他的侄子福斯图斯·索齐尼。他们是新教中的一个教义体系索齐尼主义的创始人。
在意大利，宗教改革一直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首先，南部的人民对宗教并不十分认真，不会为它而大动干戈。其次，宗教法庭的中心罗马近在咫尺，在这种地方过于放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不过，这个半岛上居住着几千人文主义者，难免会有几个害群之马，喜欢亚里士多德远远超过圣克里索斯托。不过这些人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消耗自己过剩的精神能量。有很多俱乐部、咖啡屋和一些谨慎的沙龙，可以让那些男男女女在愉悦安宁中，发泄自己的思想热情，而又不惹恼帝国。其实生活不就是一种妥协么？它一直是一种妥协，而且永远是一种妥协。
何必为了宗教信仰之类的小节大惊小怪呢？
有了这些铺垫，当下面两位人物出场的时候，读者是断不会想到高谈阔论或者炮声隆隆的，因为他们都是温文尔雅的绅士，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
然而，为推翻长期统治世界的独断专制，他们的贡献比一群吵吵闹闹的改革家都大。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之一。事情发生了，谢天谢地！但是怎样发生的，这可没人知道。
在理智的葡萄园中静静工作的两个人叫作索齐尼，他们是叔侄。不知什么原因，年长的雷利奥·弗朗西斯科拼自己的姓用一个“z”，而年幼的福斯图斯·保罗却用两个“z”。不过人们更为熟知的还是他们的拉丁名，而不是意大利名字，所以我们尽可以把这个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
从影响上来说，叔叔不如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从叔叔开始，然后再说侄子。
雷利奥·索齐尼是锡耶那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而他自己则本该在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结果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转向了神学，中止了法律学习，摆弄起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最后（这在当时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很常见）成了一个理性神秘主义者——既很通达世故，又不太明白世故。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糊涂，不过明白我意思的人不用多作解释，不明白的人再解释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似乎觉得他会在文学领域有所成就。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见见世面。就这样，雷利奥离开了锡耶那。此后的十年中，他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滕贝格，然后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克拉科夫，(波兰南部一城市)在他觉得能够找到有趣的伙伴，能够学到新鲜有趣东西的每一个村镇，停留几个月或者几年。那时人们总是谈宗教，就像现在人们总是谈生意。雷利奥收集了很多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思想，耳朵里灌满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各种宗教学说。
　　然而当他带着满满的精神行囊来到日内瓦，受到的招待却不甚热情。加尔文用他那暗淡的目光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这个意大利人。他出身名门，地位高贵，不是塞尔维特那样的贫穷无助的流浪者。但是据说他倾向于塞尔维特的观点，这真让人头疼。按照加尔文的想法，自从那个西班牙异端被烧死以后，三位一体论的是非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其实不然！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尔维特的命运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全世界所有认真的人都开始站在反三位一体论的立场上。还不止这些。他们还用古登堡的邪恶发明四处散布自己的主张；由于远离日内瓦，他们的言论中经常有些不敬之辞。
　　在此之前不久，出现了一本内容全面的小册子，其中包括了教会神父关于迫害和惩罚异端问题的所有言论和著述。它一问世，就立即成为畅销书。按照加尔文的说法，买这本书的都是些“恨上帝”的人；而买书的人自己却抗议道，他们是“恨加尔文”。加尔文放出风来，说要见见这本有价值的小册子的作者，不过这位作者似乎早已料到这一点，明智地隐去了自己的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教师。由于他对各种出格的神学观点均持温和态度，遭到了加尔文的仇恨，却深受蒙田的嘉许。然而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它只不过是传闻而已。不过既然有人这样说，就会有人跟着道听途说。
　　因此，加尔文对索齐尼礼貌而冷淡，建议他到巴塞尔去，因为那里温和的气候比萨沃伊潮湿的天气更适合这位锡耶那朋友。当索齐尼动身前往这个伊拉斯谟的堡垒时，加尔文衷心地祝他一路平安。
　　让加尔文高兴的是，索齐尼一家不久就遭到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奥失去了资金来源，一病不起，他在苏黎世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
　　他的过早去世虽然令日内瓦高兴了一阵子，不过时间并不长。
　　雷利奥死后，除了一位寡妇，几箱笔记，还留下了一个侄子。这位侄子继承了叔叔未发表的手稿，很快成为塞尔维特的热情拥护者，比他的叔叔还要有名。
　　在青年时期，福斯图斯像他的叔叔那样到处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块不大的房产。年近五十他还没有结婚，这样就能够把所有的时间用来研究他所钟爱的神学。
　　似乎有一段时间他在里昂做生意。
　　他做的是什么生意，我并不清楚，但是这段买进卖出，经营实际商品，而非研究精神价值的经历，似乎加强了他的一个看法：在买卖中，如果对方处于有利的地位，靠大开杀戒或者大发雷霆是不会有多少收效的。因此在他一生中，总是表现出一种冷静而理智的头脑，这在会计公司很常见，但在宗教领域却非常罕见。
　　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途中访问了日内瓦。似乎他并没有对当地的主教表现出多少尊敬，而这时加尔文已经重病在身，索齐尼家族成员的造访只会给他增加烦恼。
　　其后的十几年，福斯图斯一直为伊莎贝拉·德·美第奇工作。但是1576年这位女士在新婚狂喜几天之后，被她的丈夫保罗·奥希尼谋杀了，于是索齐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他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通俗的意大利语，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是一个谨慎的人，从他的作品也能看出这一点。他耳聋得厉害，这样的人天生谨慎。
　　另外，他的一些收入来自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房产，而且托斯卡那托斯卡当局暗示他，对于一个被怀疑为“路德学说”分子的人来说，谈论那些宗教法庭不喜欢的话题时，最好不要太大胆。于是他用了好几个假名，而且出书之前总要让朋友看过一遍，觉得相当安全了才出版。
　　这样，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他的那本关于耶稣的书还一路流传到了特兰西瓦尼亚落到另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意大利人手中。他为一些嫁给波兰、特兰西瓦尼亚贵族的米兰、佛罗伦萨贵妇做私人医生。
　　特兰西瓦尼亚当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12世纪前期它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置德国的剩余人口。萨克逊农民的辛勤劳作，把这片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大学。但是它还是远离通商旅行的交通要道。因此，对那些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和宗教法庭的党羽远隔高山沼泽的人来说，这里一直是理想的栖身之所。
　　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几百年来总是被人与反动和穷兵黩武联系起来，如果我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期，这里是欧洲其他地方受宗教迫害者真正的避难所，大概是个令人高兴的意外吧？
　　这种局面的由来，有着典型的波兰风格。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整个欧洲大陆管理最糟糕的国家，这在当时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那时高级神职人员的玩忽职守究竟到何种程度，当时人们并不十分在意，那时主教胡作非为、乡村牧师酗酒是所有西方国家的通病。
　　但是到了15世纪后期，德国各个大学里波兰学生的数目迅速增加，这引起了维滕贝格和莱比锡当局的重视，他们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波兰古老的克拉科夫学院在波兰教会的管理下，已经彻底衰败，可怜的波兰人只好到国外上学。来自华沙、腊多姆、琴希托霍瓦的聪明的年轻人也从善如流。
　　当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改革的初期，那些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的阻止错误思想的流行。但是这要求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按照一个统一的政策组织起来，而这与这个奇怪国家最神圣的传统相违背。在这个国家，只要有一票反对，就能够推翻一部法律，即使立法机构其他所有成员都赞成也没用。
　　不久之后人们发现，那位著名的维滕贝格大学教授指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还伴随着一个带有经济学性质的副产品，其中包括没收教会财产。波莱斯劳家族，还有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肥沃平原上的其他王宫贵族，开始明确地倾向于这个宗教信仰，因为它意味着自己口袋里又可以多一些钱。
　　随着这个发现而起的对修道院财产不光彩的抢夺，造成了一些著名的“间歇”。波兰人总是喜欢通过这种间歇的方式，延缓清账日期的到来。在这些间歇中，所有的当权者都停顿下来，新教徒则趁这个机会，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建起了自己的教堂。
　　当然，新教牧师之间无休止的神学争论，使得农民最终又回到了天主教会的怀抱，波兰再度成为不折不扣的天主教会堡垒。但是到了16世纪后期，这个国家实现了完全的宗教自由。就在这时，布兰德拉塔医生读到了索齐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希望认识作者。
　　乔吉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比利埃大学，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妇科医生，一生桀骜不驯，但是聪明过人。像当时的很多医生一样（比如拉伯雷和塞尔维特），他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学家，还经常把两种角色混在一起。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这位皇太后原先总觉得那些怀疑三位一体的人是错误的，病愈后悔恨自己的错误，从此只拿那些赞成三位一体的人开刀问罪。
　　可叹这位好太后死了（被她的一个情人谋杀了），但是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作为她们的医疗顾问，布兰德拉塔对这里的政治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如果不结束旷日持久的宗教争吵，战争很快就会爆发。于是他尽力在各个教派之间斡旋，以求停止敌对状态。他感到需要有一个比他更善于处理宗教争论的人来，才能达到目的。这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齐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遗憾的是，当索齐尼到达特兰西瓦尼亚时，布兰德拉塔的私人生活爆出了一场大丑闻，这个意大利人已经被迫辞职，不知去向。不过索齐尼却留了下来，娶了一位波兰姑娘，1604年在这里去世。
　　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是他一生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阶段。在这期间，他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宽容的思想。
　　他的这些思想见于一本名叫《拉寇问答》的书中，索齐尼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那些深孚众望、希望结束教派纷争的人提供一些基本原则。
　　16世纪后期是一个涌现了大批宗教问答录，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年代。在德国、瑞士、荷兰、法国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糟糕的是这些印刷粗糙的小册子都毫无顾忌地宣称，自己（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所讲的是货真价实的真理，所有的当权者都必须宣誓坚持这种真理，用剑、绞索和火刑柱，惩罚那些执迷不悟地信奉别的劣等真理的人。
　　索齐尼的问答录却带着一种全新的精神。它开宗明义地表示，写这本书的人无意与任何人争论。
　　它继续说道：“很多虔诚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抱怨，现在各种教会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问答和告解书，是在基督徒中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种思想强加给别人，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称为异端”。
　　然后，这本书义正词严地宣布，索齐尼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打击批判任何人。当讲到广义的人性时，书中又呼吁道：“让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信仰的自由吧！这是《新约》早已定下的法则，早期的教会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有什么资格熄灭别人心中被上帝点燃的精神之火？我们谁能独霸解读圣经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都是兄弟，谁也不能凌驾于他人的灵魂之上？也许某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些，但是在自由和与基督的关系上，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些话非常精彩，只是超前了三百年。不论是索齐尼派，还是别的新教教派，都无法在那个动荡的世界中站住脚。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已经气势汹汹地出动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守的省份中大发淫威。他们正在动手的时候，新教徒却争吵起来，于是东部的人民很快又回到了罗马的怀抱。今天的旅行者来到这文明欧洲的偏远地区，很难想到这里曾经是当年最先进、最自由思想的堡垒。也不会有人猜到，荒凉的立陶宛山区有一个小村子，世界第一个实际、具体的宽容体系就诞生在这里。
　　最近我闲来无事，花了一上午时间，在图书馆查阅了一遍现在常用的课本。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就从这些书中了解过去的事情，但是没有一本提到索齐尼主义或者索齐尼叔侄，它们都是从社会民主党跳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索比斯基到索蒂亚娜。一般的宗教革命领导人也有，包括俄克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本书提到了这两位伟大的锡耶那人文学者，但只是作为路德或者加尔文的言论或事迹的注释，含混不清地出现在附录中。
　　预言总是有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在今后的三百年通俗历史中，这一切都会改变的，索齐尼叔侄会拥有自己的一章，传统的宗教改革英雄则会被降格到负尾的位置。
　　他们的名字即使以脚注的形式出现，也会是咄咄逼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