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有一种说法，城市气息有益于自由。
的确是这样。
一个躲在高墙之后的人，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之后，欧洲大陆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国际贸易再次成为可能。这时，又一种历史现象出现了。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商业有益于宽容。
　　作为一个小伯爵的领地，莫斯科可以对异教徒大发淫威；但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诺夫哥罗德则必须小心从事，否则就会惹恼瑞典、挪威、德国和佛兰芒商人( 历史上西北部欧洲的一个地区，包括法国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西南部)。使他们流向维斯比。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可以平安无事地用一系列火刑之礼来款待它的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或者布吕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蓄意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会立即撤出，进而是撤出资本，使城市陷于破产。
　　有些国家根本没有吸取经验教训，比如西班牙、教廷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一些领地。在他们引以为豪的“对信仰的忠诚”的驱使下，粗暴地赶走了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结果，它们不是灭亡就是沦落为七等骑士根据约1220年编成的德国法律文件《萨克森之镜》，封建等级分为七等，第一等是国王，第二等是直属国王的教会大贵族，第三等是直属国王的世俗大贵族，第七等则是骑士。
　　然而商业国家或城市的统治者，一般都非常尊重既成事实，知道自己面包的哪一面抹了黄油。因此他们能够在精神领域保持中立状态，这样他们的天主教、新教、犹太教和中国客人既能做生意，又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为了表面上的尊重，威尼斯也许还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派的法律。但是十人议会却小心翼翼地对宪兵说，这项法令执行起来一定不能太认真，随那些异端分子去吧，他们愿意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除非他们真的要占领圣马可教堂圣马可教堂，(中世纪欧洲最大的教堂，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东面)把它变成自己的会堂。
　　他们的阿姆斯特丹朋友做法也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厉声斥责着那些放荡女人的罪恶，而可怕的天主教徒就在附近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徒警长巡视，防备《日内瓦教理问答》的狂热崇拜者闯进去，吓跑了那些能够带来财富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
　　这丝毫不意味着威尼斯人和阿姆斯特丹人分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然像从前一样，是忠诚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但是他们知道，得到能给自己带来财富的汉堡、吕贝克或者里斯本的异端的好感，比得到寒酸教士的称赞更有价值。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蒙田的父亲和祖父做过青鱼生意，他的母亲是一位西班牙犹太后裔，把这些和蒙田开明、自由的思想联系起来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从商的先辈对蒙田的基本观点有很大的影响。作为战士和政治家，他一生对狂热和偏执深恶痛绝，这主要源自离波尔多主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假如我能当面对蒙田说这些，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当他出生时，所有“生意”的痕迹都被仔细地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抹去了。
　　他的父亲得到了一块叫作蒙田的产业，便大把大把地花钱，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位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就在他可怜的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时他就被送到一所高中，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法律，不到二十岁他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波尔多市议会的一员。
　　然后是一段军旅生活，后来又在法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三十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便退出了所有外界活动，把一生中最后的二十一年都花在他的马、狗和书上面（除去几次违心地介入政治），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是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人物，他有一些弱点。这个鱼贩子的孙子一直保留着某些情感和习气，他觉得这是真正绅士风度的一部分。他一直说自己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而只是一个偶尔写些带点哲学色彩的随笔、打发无聊的冬日时光的乡间绅士。这完全是过谦之辞。如果说有谁把自己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全都融进了自己的作品，那就是这位可以和不朽的达尔塔昂相媲美的开朗绅士。
　　因为这心、这灵魂、这美德与罪恶，是一位大度和善的有教养的人的心、灵魂、美德与罪恶，蒙田的作品成了一种超出文学范畴的东西，它成了一种既包含真知灼见、又符合日常礼节的具体的生活哲学。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仍然是天主教徒。年轻时，他还是法国贵族为赶走加尔文主义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的积极成员。
　　但是在1572年8月那个决定性的日子，蒙田从此离开了天主教会。那天他听到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欢庆三万法国新教徒被杀事件指圣巴托罗缪日惨案。当时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听到惨案的消息，在罗马大唱赞美诗表示庆贺。。他没有加入新教，而且仍然参加各种重要仪式，以免旁人说闲话。但是自从圣巴托罗缨惨案之后，他的作品变得与马可·奥勒留或者爱比克泰德等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如出一辙。他有一篇随笔名为《论良知的自由》，文中语言俨然出自一个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而不是凯瑟琳·德·美第奇。他以背教者朱利安的生平为例，阐明了一个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怀有的抱负。
　　文章很短，仅有五页，可以在他的第二本《随笔》的第十九章找到。
　　蒙田看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不可救药的固执，也无心鼓吹绝对自由的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样做只能挑起新的内战。但是当情况好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再枕着匕首和手枪睡觉的时候，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干涉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的百姓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敢于公开这种想法的人。早在1560年，有一个名叫米歇尔·霍比托尔的人，曾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大臣，还曾就读于五六所意大利大学（因而被怀疑受到了再洗礼派的毒害），他就建议只用语言武器攻击异端。他这个多少有些惊人的观点依据是，人的认识好也罢坏也罢，是不可能用强力改变的。两年之后，他为皇家宽容法令《南特敕令》(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结束胡格诺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战争，在布列塔尼的南特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的颁布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部法令规定胡格诺派有权召集自己的会议，有权召开宗教会议商讨本教会的事务，基本上成了一个独立、自由的宗教组织，而不再是看人眼色的小教派。
　　让·伯丹，巴黎律师，一位令人尊敬的公民（他曾为维护私人财产权反对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表达的共产主义倾向），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反对统治者用武力强迫自己的人民信仰某一种宗教。
　　大臣的讲话和政论家们的论述很少受到人们的喜爱，而蒙田的作品却被各处的文明人阅读、翻译，在各种知识团体的聚会中讨论，而且流传达三百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他的坚持为乐趣而作，不为某种目的而作的态度，使得他的书在很多不买官方“哲学”书的人当中大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