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没有军衔的军官的战争。
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们坐在孤零零的废弃城堡中，面对着几英里长的地图，沉思良久之后订出一项作战计划，为自己夺回半平方英里的土地（可能要损失几万人），而这时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干着所谓的“肮脏勾当”，最终导致了德国防线的崩溃。
为争取精神独立而战的伟大运动，情形也差不多。
没有那种投入数十万兵力的正面进攻。
没有那种给敌人炮兵提供活靶子的拼命式的冲锋。
更进一步地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正在打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偶尔会问早晨谁被烧死了，下午又要吊死谁。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些不顾性命的人，还在为一些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打心眼里不赞成的自由原则抗争。而我怀疑，这样的消息只会让他们略微感到惋惜而已，就算是自己的亲叔叔落得这样的下场，那些可怜的亲属也未必会非常悲伤。
事情不大可能是别的样子。殉难者们为自己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简化为数学公式，或者用安培或马力的形式表达。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的年轻人，可以认真地读一下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集。如果能够耐心地收集所有包含这样情感的句子，如“国家无权命令人民应该思考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来惩罚那些反对公认教条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写一本像样的论文，题为《乔尔丹诺·布鲁诺（1549～1600）与宗教自由原则》。
但是那些不再探求这些重要知识的人，必须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有一批虔诚的人，看到当时的宗教狂热和人们头上的枷锁，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于是起来反抗。他们是些穷人，除了背上的披风几乎一无所有，常常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们心中有一团圣火。他们东奔西走，演说写作，在庄严的高等学府与学问渊博的教授作高深的辩论，在破败的乡间酒馆里和卑贱的村夫口沫四溅地辩论，不知疲倦地宣扬善意、理解、博爱他人。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书和小册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停地奔走，最后在伯美拉尼亚历史上欧洲中北部靠近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地区，现在的波兰西北部和德国东北部。偏远的山村因肺炎而死，或者在苏格兰小村里被喝醉酒的农民用私刑处死，或者在法国某个省被刑轮碾得粉身碎骨。
我之所以提到乔尔丹诺·布鲁诺，并不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而是因为他的生平、思想，他对自己认定正确的东西的永不熄灭的热情，在那群先锋人物中非常典型，因此可以把他作为一个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一个平平常常，并无特别天资的意大利男孩，按部就班地进了修道院，后来成了多明我会的僧侣。他与这个教派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是各种迫害的热情支持者，被当时的人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很机敏，异端思想不必印成白纸黑字，就会被这些迫不及待的侦探嗅出踪迹。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足以泄露天机，将一个人送到宗教法庭的面前。
布鲁诺，这个在无条件服从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是怎样抛弃了<<圣经>>，捧起塞诺和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从而成为叛逆的呢？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奇怪的初学者还没学完指定的功课，就被赶出了多明我教会，从此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人。
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在他以前，曾经有多少勇敢的年轻人冒着危险翻过这座古老的山脉，到罗纳河与阿尔夫河交汇处强大的新教堡垒去寻找自由！
而又有多少人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了，因为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一样，引导人们心灵的都是内在的精神，而教义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心灵的改变。
布鲁诺在日内瓦停留了不到三个月。这座城市到处是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一身新衣服，找了个校对的工作。每天晚上，他又读又写。他找到一本德·拉·拉米的书，终于发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拉米认为，只有打破中世纪教科书的一统天下，世界才能前进。布鲁诺不像他的法国老师走得那么远，不相信希腊人的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16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固守基督诞生前四百年写下的字句呢？究竟为什么呢？
“因为一直就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和我们的祖辈有什么关系，他们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让死去的死去吧！”年轻的反传统者回答道。
不久之后，警察找上门来，建议他最好打起行囊到别处碰碰运气。
此后布鲁诺的生活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游历，他一直想找一个可以生活和工作、有一定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然后是图卢兹。这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了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在当时是危险的一步，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惊呼：“世界绕着太阳转！世界只是一个绕着太阳转的普通行星！哈哈！嘿嘿！谁听过这样的胡说八道？”
图卢兹待不下去了，他穿过法国到了巴黎，然后来到英格兰，给一位法国大使做私人秘书。但是又一次失望等待着他，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神学家强多少——也许更实际一点，比如在牛津，对于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的学生，他们并不处分他，而是罚他十先令。
布鲁诺变得喜欢冷嘲热讽了，他开始写一些精彩而危险的，带有宗教、哲学、政治色彩的散文和对话，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弄得颠三倒四，剖析得细致入微，毫不留情。
他还作了一些演讲，是关于他所喜爱的学科——天文学。
但是校方从来不会喜欢那些讨学生欢心的教授，布鲁诺再次接到逐客令。他回到了法国，来到马尔堡。不久之前，路德和茨温利就在这里，在匈牙利的伊丽莎白的城堡中，辩论变体说的实质1529年10月，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就圣餐礼问题举行的一次辩论会，史称马尔堡会谈。以马丁·路德等人为一方，茨温利等人为另一方。辩论的焦点是，基督是否存在于圣餐礼所用的饼和酒中。路德一方拘守《圣经》的词句，强调耶稣设立圣餐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认为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已有耶稣的肉体和血与之共存（即后来的同体论）；茨温利一方强调“这表示我的身体”，认为饼和酒只有象征意义（即后来的纪念说）。辩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他的“自由分子”名声已经众所周知，连讲课的权利也得不到。维滕贝格倒是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教派的堡垒渐渐落入加尔文的门徒手中。从那以后，像布鲁诺这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他南下到了约翰·胡斯的地盘，想碰碰运气，结果再次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家族的一座都城，而哈普斯堡所到之处，自由就销声匿迹。布鲁诺重新上路，走上了通往苏黎世的漫长旅程。
在那里，他收到了意大利青年乔瓦尼·莫塞尼戈写来的一封信，请他到威尼斯去。我不知道布鲁诺为什么会接受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民被古老的贵族姓氏打动了，因为接到邀请而受宠若惊。
然而，乔瓦尼·莫塞尼戈却没有先辈那副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的胆略。他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出现在面前，带走他的客人时，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布鲁诺被带到了罗马。一般情况下，威尼斯政府非常看重自己的权力，如果布鲁诺是一位德国商人或者荷兰船长，他们会强烈抗议，甚至会向胆敢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抓人的外国势力宣战。但是，何苦为了一个除去思想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得罪教皇呢？
没错，他自称为学者，共和国也深感荣幸，但是共和国自己的学者已经够多了。
再见吧布鲁诺，愿圣马可宽恕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中关押了七年。
1600年2月，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扬撒风中。
他的行刑地在“花卉的广场”。懂意大利语的人也许能够从中得到灵感，写一则短小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