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些事情，我总也弄不懂，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那些艺术家和文学家完成的工作量。现代的作家，有打字机、录音机，有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大概能写三四千字。而莎士比亚有诸事缠身，老婆总作河东狮吼，鹅毛笔也不趁手，怎能写出三十七部戏剧？
无敌舰队的老兵洛普·德·维加一生忙忙碌碌，他从哪里找来那么多墨水和纸，写出了一百八十部喜剧，还有五百篇随笔？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一座挤着二十个孩子的吵闹的小房子里，他完成了五部清唱剧，一百九十个教堂大合唱，三个婚礼大合唱，十几支圣歌，六部庄严的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仅此一项就可以让他名垂史册），七部钢琴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双钢琴协奏曲，两部三钢琴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总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和法国铜号谱写了大量曲子，足够一个普通学生练习一辈子的。
还有，一个画家要怎样勤奋和用功，才能像伦伯朗和鲁本斯那样，在三十多年中几乎每个月都能创作四幅油画或者蚀刻画？一个平常人怎样才能像安东尼奥·斯特拉第瓦利那样，一生中做出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现在不是要讨论能设计那些情节、能听出那些旋律、能分辨那些色彩和线条的组合、能挑选那些木材的头脑，我只是对它们的肉体部分感兴趣。它们是怎样完成这些工作的呢？难道他们不睡觉么？是否偶尔花上几小时做做游戏，打打台球呢？他们会不会感到疲倦？他们听说过神经么？
17世纪和18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大吃大喝有害的东西，对自己作为光荣人类的一员肩负的崇高使命毫无意识，但是他们过得非常快活，创造的精神和艺术成果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艺术和科学是这样，就连神学这样挑剔的学科也是如此。
每一个历史在二百年以上的图书馆，它的地窖和阁楼里都会堆满八开、十开、十二开的经书、布道书、讨论集、文摘和评论，带着皮革、羊皮纸或者纸质的封面，全都落满了灰尘，久已被人遗忘，但是都包含着广博的学问，即便是没用的学问。
它们讲述的话题和它们使用的词汇，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发霉的书籍却有大用处。如果它们没有别的用处，至少可以用来清洁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能够给它们讨论的问题提出令大家普遍满意的解答，或者能够让读者明白，在彼时彼地某些问题是无法借助于逻辑和论辩解决的，因此最好把它们丢在一边。
这听起来像是绕着圈子恭维，不过我倒希望30世纪的批评家翻弄我们残留的科学文化成就时，能够同样仁慈。
巴鲁克·德·斯宾诺沙是这一章的主角。在数量上他并没有赶那个时代的时髦，全部作品不过是三四本小书，还有几捆信件。但是要为他那些抽象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得出正确的数学解答，所需的研究工作足以令每一个健康的正常人步履蹒跚。这位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接近上帝的结核病人因此耗尽了生命。
斯宾诺沙是犹太人，不过他的家族并没有蒙受过犹太隔离区的耻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时，那里还是摩尔人的一个省。基督教重新征服西班牙后，推行“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政策（最终导致这个国家垮台），斯宾诺沙一家被迫离开故园。他们乘船来到尼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座小房子，辛勤劳动，不断积蓄，很快成了最有声望的“葡萄牙移民”家族之一。
如果说这家的儿子巴鲁克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血统，那么除了邻居孩子的嘲讽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塔尔姆德学校（也被称为“生命之树”）中所受的训练。因为尼德兰共和国已经被阶级偏见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给种族偏见留下多少空间。因此，所有在北海和须德海岸找到避难所的外来民族，都可以在这里平静和睦地生活。这是尼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当时的旅行家在自己的“旅途见闻”中从来不会漏掉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
在欧洲其它大部分地区，即使到了近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也远非融洽。是什么使得双方的争吵无法化解呢？因为双方各有对错，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对方的专制与偏见的受害者。按照本书的理论，专制只是某个群体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说得更清楚一些，只要他们各自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基督徒和犹太人必定会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上帝都是伪上帝。其次，他们彼此都是对方最危险的商业对手。犹太人来到西欧，就像当初到巴勒斯坦一样，是作为移民寻找新的家园。那时的工会——“行会”——不让他们从事任何行业，所以他们只得靠开当铺、开银行这样的行当来赚钱谋生。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这两种行当（彼此很相似）都不是正派人应当从事的职业。为什么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抱着厌恶的态度，把收取利息看作犯罪，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高利贷自然是任何政府都不允许的，早在四千年前，巴比伦人就通过了严厉的法律，禁止换钱者用别人的钱谋取利润。从两千年前写下的《旧约》的某些章节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摩西明确地禁止他的追随者以过高的利息向别人放债（对外国人除外）。晚些时候，一些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也对以钱生钱表示强烈的反对。基督教神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更加明确。整个中世纪，人们都非常鄙视放债者。但丁甚至还在地狱里为那些银行家朋友专设了一个小房间。
从理论上讲，当铺老板和他的同行银行家都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没有他们世界将会更美好。与此同时，随着世界不再是纯粹的农业世界，人们发现离开了信贷连最简单的生意都做不成，因此放债人成了人们离不开的魔鬼。犹太人注定要下地狱（按照基督徒的观点），于是只好从事这种人们需要而体面人却不愿干的职业。
就这样，这些背井离乡的可怜人被迫入了这个不光彩的行当，自然而然地成了富人和穷人共同的敌人。他们刚刚安顿下来，这些敌人就翻脸无情，辱骂他们，把他们封锁在城市最肮脏的角落，在情绪极度冲动的时候，还会把他们当作邪恶的不信教者或者基督教的叛徒烧死、绞死。
这真是愚蠢。无休止的骚扰迫害并没有使犹太人对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增添些许好感。而直接的结果是，大批最聪明的人离开了公共流通领域，成千上万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科学和艺术上卓有建树，却把头脑和精力浪费在一些古书上，研究的尽是些深奥的悻论和钻牛角尖的三段论。还有上百万无助的孩子，注定要在发臭的房屋中度过畸形的童年。他们一方面听长辈们讲，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必将继承整个世界和所有的财富，另一方面又被邻居称为只配被吊死、碾死的猪猡，在诅咒声中吓得要死。
要求在这种逆境中长大的人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那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地被信仰基督教的同胞逼得走投无路，起来反抗压迫者，于是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小人”，进而受到更多的侮辱和限制。但是这些限制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心怀不满的犹太人数量增加，其他人精神颓废，使犹太人区成了受挫的雄心和膨胀的仇恨可怕的栖息地。
因为斯宾诺沙出生在阿姆斯特丹，所以他躲过了大多数亲戚一降生就会面临的悲惨境地。他先进入犹太教会堂开办的学校，刚刚学会希伯来动词的变化，就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波聂斯·范·登·埃因德博士那里，学习拉丁语和科学。
从他的名字来看，弗朗西斯科博士生于天主教家庭。传闻他毕业于卢樊大学，按照城中最了解实情的祭司的说法，他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耶稣会会主，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不过这些都是胡说。范·登·埃因德年轻时，确实在一个天主教学校待过几年。可是他对自己的工作有点心不在焉，于是离开了家乡安特卫普，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自己在那里开了一所私人学校。
他有一种超凡的能力，总有办法让他的学生喜欢那些经典课程。加尔文派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并不在意他的天主教经历，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六步格诗和变格方面总比当地其它学校的孩子强，家长们为此非常自豪。
范·登·埃因德教小巴鲁克学习拉丁文，不过，作为最新科学发现的热情支持者和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崇拜者，他无疑还教了这个孩子一些正统犹太教家庭一般不会提及的东西。
小斯宾诺沙一反当时的习惯，不和其他孩子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给家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亲戚都骄傲地把他称为小教授，还大把大把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有把这些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用来买哲学书籍。
有一位作者令他特别着迷，那就是雷内·笛卡尔，常常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斯和普瓦提埃之间的地区，一千年以前查理曼的祖父曾经在那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对欧洲的征服。他不到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在那里的十年中，成了被人讨厌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有自己的主意，没有“证明”的东西概不接受。耶稣会会士也许是世上唯一知道怎样对付这种顽童的人，能够既把他们训练好，而又不伤害他们的心灵。要检验这道教育布丁，就得尝一尝。如果现代的教育家能够研究一下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许能培养几个自己的笛卡尔。
二十岁时，雷内参加了军队，来到尼德兰。这时拿骚的莫里斯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体系，对所有雄心勃勃想成为将军的年轻人来说，他的军队就是一所进修学院。笛卡尔大概不常到这位拿骚大公的总部去，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听新教首领的使唤，简直是叛国！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炮兵，而不是宗教和政治。所以荷兰与西班牙刚刚停战，笛卡尔就辞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麾下干了一阵子。
但是这次战役时间不长，当时唯一一场有点意义的战斗是在拉罗舍尔附近，胡格诺派在抵抗黎塞的进攻。笛卡尔就这样回到了法国，想学习高贵的攻城术。可是他已经厌倦了军营生活，于是放弃了军旅生涯，投入了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小有收入，不想结婚，奢望不多，只求过安静而快乐的生活。他如愿以偿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荷兰作为居住地。不过这里是一个到处是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的地方，而且只要不公开攻击现有的政治、宗教秩序，出版检查法只不过是废纸一张。而且，因为他对这个国家的语言（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并不难学）一窍不通，所以可以避开无聊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把所有时间（大概每天二十个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一个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太沉闷了，但是笛卡尔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对这种自我放逐似乎非常满足。多年的经历使他相信，世界依然被深埋在无知的幽暗深渊中，被称作科学的东西与真正的科学还相去甚远，只有首先将古代思想体系中的差错与谬误完全铲除，才能实现总体的进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构想，可是笛卡尔有无穷无尽的耐心。他从三十岁开始，着手建立一整套新的哲学体系。在自己的目标激励下，他又在最初的计划中加入了几何学、天文学、物理学。在研究中，他保持公正的态度，结果天主教会说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则骂他是无神论者。
不论他听到没听到，这些喧闹丝毫没有扰乱他的工作。他依旧平静地搞自己的研究，最后在斯德哥尔摩平静地去世，他到那里是和瑞典女王探讨哲学。
在17世纪，笛卡尔主义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1680年，做一个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简直是下流的事情。那等于宣布某个人是现有社会体制的敌人，是索齐尼主义分子，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为伍的下等人。但是，知识阶层的大多数人仍然顺理成章、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那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间，这种话题是提也不会提的。犹太法典和圣经中都没有提到笛卡尔主义，所以它是子虚乌有的。人们一发现巴鲁克·德·斯宾诺沙的头脑中存在着笛卡尔主义，就认定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采取正式行动调查此事，斯宾诺沙就将不复存在了。
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阿姆斯特丹来了一位葡萄牙流亡者，名叫尤里尔·阿科斯塔。这个阿科斯塔可不是一般的犹太人，他是一位习惯帽子上插羽毛、肋下佩剑的绅士。对于那些德国和波兰学校中训练出来的荷兰拉比的傲慢，他感到难以忍受，而他的傲气和满不在乎又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样一个小社会中，这样公开的轻蔑是不会被容忍的，于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一边是一位孤独的梦想家、半先知半绅士，一边是铁面无情的护法卫士。
斗争以悲剧结尾。
先是有人向当地警察告发，说阿科斯塔是一本否定灵魂永生、亵渎神灵的小册子的作者，于是加尔文教的牧师就来找他的麻烦。不过这件事后来弄清楚了，指控也不了了之。从那以后，犹太教会把这个倔强的叛逆赶出了大门，他失去了生活来源。
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四处流浪。最后，穷困潦倒、孤立无助的他被迫又回到自己的群体，但是为了得到重新接纳，他先是被迫为自己的恶劣行为当众道歉，然后又被教会的人一顿鞭打脚踢。这些侮辱使他的精神失常，于是他买了一支手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
他的自杀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中引起了很多议论。犹太社会感到，再也不能出现这样的公众丑闻了。当他们发现，“生命之树”已经被笛卡尔的异端邪说污染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平息事态。他们找到巴鲁克，许诺给他一笔固定的年金，只要他保证从此改恶从善，继续礼拜犹太教堂，不发表任何对抗法律的言论。
斯宾诺沙最讨厌妥协，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结果，他被教会开除了。他们搬出了古代有名的“惩罚准则”，那里面尽是些杰里科时期的诅咒和谩骂。
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咒骂，他依然安坐家中，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甚至有一个狂热分子想要他的命，他也拒绝离城而去。
这对犹太教拉比的威信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徒劳地搬出约书亚和以利沙，结果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就再次受到公开的蔑视。他们急急忙忙跑到市政府求助，要求当面向市长说明，这个刚刚被他们逐出教门的巴鲁克·德·斯宾诺沙的确是个最危险的人物。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不信上帝，像阿姆斯特丹这样令人尊敬的基督教社会，决不应该容忍他的存在。
长官大人按照自己的好习惯，把这件事推给了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巴鲁克·德·斯宾诺沙没有做什么违反本城法律的事情，便如实向他们的长官做了汇报。同时他们考虑到，穿圣袍的人还是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于是向市长大人建议，这个年轻人似乎很独立，不如请他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声过去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沙的生活就像他卧室窗外的风景一样，风平浪静。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小镇莱因斯堡租了一间小屋。他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就随兴读书写作。他一直没有结婚，传闻他曾经和前任拉丁文老师范·登·埃因德的女儿有过一段爱情故事，可是当斯宾诺沙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那孩子才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他有几位非常忠诚的朋友，每年总要接济他两次，以便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研究。他谢过他们的好意，说自己更愿意保持独立。除了一位年轻富有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二十镑的资助，他从没接受过一个便士，一直过着真正的哲学家令人尊敬的清贫生活。
他本来有机会去德国做教授，但是他拒绝了。有人传话说，著名的普鲁土国王愿意做他资助者和保护人，但是他说“不”，仍旧日复一日地过着平静快乐的流亡生活。
在莱因斯堡住了几年之后，他搬到了海牙。他的身体一直不好，而打磨镜头时产生的玻璃粉末又损伤了他的肺。
1677年，他在孤独中突然死去了。
令当地教会咬牙切齿的是，至少有六架宫廷马车参加了这个、“无神论者”的葬礼。两百年后，当他的纪念雕像揭幕时，不得不调用后备警力，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不被失去控制的加尔文主义狂热分子袭击。
关于这个人就讲这么多吧。那么，他的影响如何，是否只不过像平常的哲学家那样，书中尽是喋喋不休的理论，使用的语言能把奥马尔·卡亚姆气得半死？
不，他不是。
他取得的成就既不是靠他闪光的智慧，也不是靠他理论的真谛，而是主要靠他勇气的力量。他属于一个恪守一部亘古不变的铁律的民族，他们还有一套专为职业教士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就用这套体系来解释那部神圣的法典。
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思想上的精神自由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是他没有游疑不定。
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把它们看作无处不在的意志的体现，相信无论是在创世之初，还是在末日降临之时，它们都是至真的体现。
他正是以这种方式，为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斯宾诺沙像他之前的笛卡尔那样，勇敢地摒弃了旧的宗教形式设置的狭隘界限，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
就这样，自古老的希腊、罗马时代之后，他使人类再次成为真正的宇宙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