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霍德·埃弗雷姆·莱辛（1729～1781），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
1792年 6月 20日，在法国革命军队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叛乱的君主联盟的军队之间，发生了一场战斗。
这是一次光荣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他们的步兵在瓦尔米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无法施展，于是战斗变成了一系列炮战。叛军比皇家军队打得英勇，因此后者先退出了阵地。晚上，联军向东北方向退去。参加这次战斗的，有一个名叫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公爵的助手。
这个年轻人几年以后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踩在洛林洛林，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没脚的泥浆中的那一刻，他成了一位先知。他预言，经过这次炮战世界将会变个样子。他说对了，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老天有眼，君主制被抛到了地狱边缘。人权运动的十字军并没有向人们预料的那样抱头鼠窜，而是紧握着枪，推着大炮，穿山越岭，把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带到了欧洲最偏远的角落，把他们的战马拴在了整个大陆的每一个城堡和教堂。
我们写下这样的句子非常容易。革命的领导者死去已经将近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随意拿他们开玩笑，也可以感激他们为这世界做的种种好事。
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却不可能如此超脱地看待这场动乱。今天早晨他们可以围着自由之树欢快地跳舞，明天就有可能像老鼠一样被人在城市的下水道里追来追去。他们刚刚从地窖和阁楼中爬出，梳掉假发上的蜘蛛网，就开始盘算怎样才能避免重演这样的灾难。
但是要做个成功的反动分子，他们首先必须埋葬过去。这个“过去”不是广泛的历史意义上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地阅读伏尔泰的著作、公开对《大百科全书》表示欣赏的“过去”。现在，伏尔泰的作品都被束之高阁，狄德罗的书卖给了收废品的，过去曾被当作真正的理性拯救的小册子压在煤箱底下，任何表明自己曾经在自由主义王国逗留过的痕迹，都要小心地掩藏起来。
人们小心翼翼地销毁所有文字材料的时候，常常会忽略了一样东西，它甚至会成为更重要的泄露天机的破绽，那就是舞台。为《费加罗的婚礼》送过整车鲜花的人，要说自己从不相信人人平等，未免显得有点幼稚；曾为《聪明的南森》落过泪的人，也无法让人相信自己一贯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部戏和它的成功会证明，他们的内心实际正相反。
它是18世纪后期深受欢迎的一部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一个德国人，名叫戈特霍德·埃弗雷姆·莱辛。他是一位路德派教士的儿子，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但他对神职工作毫无兴趣，经常逃学，父亲得知后叫他回家，让他选择是立即退学还是做个刻苦的医科医生。戈特霍德对医学的兴趣虽然也不大，却答应了父亲的所有要求，回到了莱比锡，继续为他喜爱的一些演员朋友做担保人。后来他的朋友不知去向，他也只得匆匆逃到维滕贝格，以免因为债务而被逮捕。
出逃之后是一段东奔西走、忍饥挨饿的时光。他先到了柏林，在那里呆了几年，为几家戏剧报纸写稿，换取一点可怜的稿费。后来他给一位有钱的朋友做秘书，那位朋友正打算周游世界。还没等他们启程，“七年战争”爆发了，那位朋友必须返回他的兵团，坐上马车赶回了家乡。莱辛再次失业，流落莱比锡。
但是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很快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埃瓦·克里斯蒂安·冯·克莱斯特。此人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使这位饥饿的前神学院学生察觉到这个世界正在出现一种新思想。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莱辛走投无路，被迫当了一名专栏作家。
后来他给布莱斯劳城堡的指挥官做了私人秘书。军旅生活枯燥无味，于是他就深入地研究斯宾诺沙的著作。这位哲学家死去一百多年后，他的著作才流传到国外。
然而这些还不能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此时已经年近四十，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家。他的朋友提议让他做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但是几年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使他成了不受普鲁士皇宫欢迎的人。他第一次到柏林时，结识了伏尔泰，这位法国哲学家非常慷慨大方，没有一点“等级”思想，允许这个年轻人借走了他正要发表的《路易十四的世纪》手稿。不巧的是，莱辛匆匆忙忙离开柏林时，无意中把手稿装进了自己的行李。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王宫提供的劣质咖啡和硬邦邦的床板感到气愤，立刻像一个客居国外的激动的法国人那样，大喊大叫自己被盗了，那个年轻的德国人偷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严密监视边境等等。几天以后邮差送来了丢失的稿件，里面还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青年对别人胆敢怀疑他的诚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遗忘，但是在18世纪，巧克力罐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直到二十年后，腓特烈仍然喜欢着他那爱惹麻烦的法国朋友，决不肯让莱辛进入他的宫廷。
就这样莱辛辞别柏林来到了汉堡，有传言说这里将要新建一座国家剧院。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莱辛在失望中接受了世袭布伦斯威克大公爵的图书馆馆员的职位。他居住的沃尔芬布特尔城不算大城市，但是这位大公爵的图书馆却是全德国最好的，藏有一万多册手稿，其中一些对于研究宗教改革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聊，自然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主要动因。在沃尔芬布特尔，一位前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和戏剧小品文作家，自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人。不久，莱辛又有了麻烦。并不是因为他做过的什么事，而是因为怀疑他曾经做过的事——一系列攻击旧路德神学学派正统观点的文章。
这些布道文（因为它们是以布道文形式写的）实际上是过去的一位汉堡牧师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公爵害怕在他的领地发生宗教战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小心行事，远离一切争论。莱辛顺从了他的雇主的意愿。不过，当时谁也没有说过怎样以戏剧的形式处理这个问题，于是他便着手从戏剧的角度来评价这些观点。
在小城的喧嚣中诞生的这部戏剧叫作《聪明的南森》。它的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爱好古代文学的人在卜迦丘的《十日谈》中能够找到它，在那里叫作“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位伊斯兰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身上榨取大笔钱财，但是他没有正当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于是便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位受害者找来，夸奖了一番他的学识和智慧，然后问他，在土耳其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中，你认为哪一种最正确。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位王子，而是说道：“哦，伟大的苏丹，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有一只漂亮的戒指。他立下遗嘱，他死时哪一个儿子手上有这个戒指，那个儿子就可以继承所有的家产。他的儿子也立下了相似的遗嘱，孙子也是一样。就这样，几百年过去了，戒指代代相传，一直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最后，这只戒指的主人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欢，无法决定把巨大的财富交给谁，于是就找金匠又做了两只一模一样的戒指。临死之前他把儿子们叫到床前，给每个人一番祝福和一只戒指，儿子们都以为自己的戒指是唯一的一只。当然，埋葬了父亲之后，每个儿子都宣称自己应该得到遗产，因为自己有戒指。吵来吵去，最后只得去找法官。但是因为戒指完全一样，法官也无法判定哪一个是真的，于是案子就拖啊拖啊，很可能要一直拖到世界末日。阿们！”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传说来证明他的思想：没有一种宗教是唯一正确的。重要的是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对某些仪式和教条的表面上的认同。因此人们应该彼此友爱，任何人都无权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奉为完美无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这种思想在1778年会大受欢迎，但是三十年后的小诸侯们并不欢迎。他们希望从大革命的洪流中打捞残存的财产，为了重新得到自己失去的特权，他们谦卑地把自己的土地交给警察管理，希望那些靠他们过活的神职人士能够成为他们的精神大军，协助普通的警察重建法律和秩序。
尽管政治上的反动是成功的，但是按照五十年前的样子重塑人们的头脑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了。这是必然的。的确，所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已经厌倦革命和动荡，厌倦议会和无用的演说，厌倦摧毁工商业的各种税收，他们渴望和平，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希望工作，希望能够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想再被驻扎在自己家里的士兵骚扰，不想再喝令人作呕的橡树叶汁。如果能够过上这种美满的生活，他们宁愿忍受一些小的不便，比如向每一个系铜纽扣的人行礼，对每一个御用信箱鞠躬，用“先生”来称呼官方的扫烟囱者。
但是这些谦卑的顺从态度只是一种需要，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动乱年代之后所需要的喘息之机。在这些年中，每个清晨都会有新的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的警察条例，新的统治者——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如果根据这种普遍的顺从气氛、对上帝指定的主人的欢呼，就断定人们早已把格兰德中士用欢快的鼓声留在他们头脑中的新教义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政府带着所有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犬儒主义，要求的主要是外表的本分和秩序，并不关心人们的内心世界。普通百姓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星期天胳膊底下夹着一本《圣经》去教堂，一周中剩下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只是他必须保持缄默，不能公开自己的见解。发表意见之前，必须先巡视四周，确定沙发下面、炉子后面没有藏着密探。然后，他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论当天的事情，拿起经过认真审查、反复斟酌、严格消毒的报纸，一边难过地摇头，一边看长官大人又采取了什么白痴政策，以确保国家的稳定，把人们带回到1600年。他的长官大人所做的，无非是自公元元年以来，不了解人类历史的同样的长官大人在同样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他们以为下令搬走那些演说家踩着的大桶，就可以摧毁自由演讲，那些人就无法恶毒抨击政府；一有机会，他们就把那些不老实的演说家关进监狱，判以严刑（四十、五十或者一百年），结果反倒让这些可怜的家伙落得个烈士的名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些看过几本没弄懂的书和小册子的心浮气躁的白痴。
受到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人都远离公共场所，在昏暗的小酒馆里或者拥挤的城市公共住宅里发发牢骚。他们知道这里的听众都很谨慎，而他们在这里的影响比在公开讲坛上的影响大得多。
智慧的上帝赋予某人以一点权力，而他却日夜担心失去这点特权，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一位国王可以失去王位，可以面对不幸遭遇放声大笑，把它当作枯燥生活的一段插曲。无论如何他还是国王，不管他戴着仆人的褐色礼帽，还是戴着祖父的王冠。可是一个三等小城的市长一旦失去了权杖，就成了平平常常的张三李四，成了装模作样、受人嘲笑的可笑的家伙。因此，谁要是胆敢向这位临时的掌权者表现出一点不尊敬，就一定会有灾难临头。
而那些不但不向市长行礼，还用博学的地质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书籍公开质疑现存社会秩序的人，遭受的待遇还要恶劣得多。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生计，然后被赶出城去，留下妻子儿女交给好心的邻居照看。
这种反动思想的爆发，给很多真心希望寻找社会弊端根源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时间这位伟大的洗衣女工，早已洗掉了这些和善学者职业服装上的斑点，使当地的警察官员毫无踪迹可寻。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记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干涉伊曼纽尔·康德的教学——这位危险的激进分子宣扬“我们自己的行动必定值得变成通用的规律”，而且根据警方的记录，他的学说只有“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懒散的胡说八道者”感兴趣。昆布兰公爵之所以长时间臭名昭著，是由于作为汉诺威国王他放逐了一个名叫雅各布·格里姆的人，因为他在一份反对“国王陛下非法废除宪法”的抗议书上签了字。梅特涅的名声也很坏，因为他把怀疑的目光延伸到了音乐界，竟一度禁止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老奥地利！
现在它已经消亡了，整个世界都对“金色帝国”充满了好感，忘记了它曾经有过自己活跃的知识生活，而不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乡间集市，有物美价廉的葡萄酒，烈性的雪茄，和约翰·施特劳斯亲自作曲并指挥的动人的华尔兹。
我们还可以说得更远一点，整个18世纪，奥地利在宗教宽容思想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改革开始之后，新教徒马上在这个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富足省份，为自己找到了一块肥沃的活动基地。但是当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以后，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鲁道夫是个德国版的西班牙菲利普式的统治者，认为与异教徒签订条约毫无意义。尽管他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却懒惰得不可救药，因此他的国家并没有发生剧烈的政策变化。
事情发生在费迪南德二世当选皇帝的时候。这位君主当选的主要资本是，他是哈普斯堡家族中唯一有几个儿子的人。在统治的早期，他曾经参观了著名的天使报喜馆，据说这座建筑是1291年被一些天使从拿撒勒整体地移到达尔马提亚然后又搬到意大利中部的。在那里他的宗教热情一时爆发，许下重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他说到做到，1629年，天主教再次被定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唯一官方宗教。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特的家族联了姻——每个新嫁娘都给这个家族带来了大片的欧洲土地。费迪南德试图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的聚居地赶走，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人是一位论派信徒，土耳其人是异教徒，在他们的抵制下，匈牙利直到18世纪后期仍然保持着独立，而这时候奥地利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哈普斯堡家族一直是天主教会的忠实儿孙，但是最后他们迟钝的大脑也开始厌倦教皇对他们的不断干涉，打算冒险采取一项违背罗马意志的政策。
本书的前面部分我已经介绍过，中世纪有很多天主教徒认为教会的体制一无是处。这些批评家说，在殉道者的时代，作为领导者的长老和主教都是全体教民推选出来的，那时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既然罗马主教号称是使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在教会中被赋予了优越的地位，他们也愿意承认罗马主教的地位，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荣誉性的，教皇不应该觉得自己高于其他的主教，不应该把手伸到自己的地盘之外。
为了压制这种思想，教皇们动用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等手段来处置这些人，有几个勇敢的改革者因为大胆地鼓动分散教会权力而丢掉了性命。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到了18世纪中叶，有钱有势的特利夫。主教的代理主教复活了这种思想。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冯·霍恩泰姆，但是人们更熟悉的他拉丁笔名费布罗尼。霍恩泰姆接受的教育是非常自由化的教育。在卢樊大学待了几年之后，他暂时离开了家人到了莱顿大学。他到那里时，这座正统加尔文主义的古老堡垒正在怀疑内部有自由主义倾向。后来，进入神学领域的法律系教授杰拉德·努特在演讲中宣扬宗教宽容的思想，这种怀疑就变得言之有据了。
至少可以说，他的推理是很巧妙的。他说：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可以制定一些科学法则，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的任何人。因此，如果他有意这样做，就可以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有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武力胁迫别人信仰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那就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霍恩泰姆是否受了努特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后来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主教权力和教皇权力分散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具有伊拉斯谟式理性主义精神的东西。
可以预料，他的著作立即受到了罗马的谴责（1764年2月）。这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玛利亚·特雷萨支持了霍恩泰姆，霍恩泰姆发动的“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运动，在奥地利继续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宽容专利》，1781年10月13日，玛利亚·特雷萨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向他的臣民们颁布了这部法律。
约瑟夫这样做是效仿他母亲的宿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约瑟夫有一种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赋，二百年来，奥地利人哄孩子睡觉时总是说：“不去睡觉新教徒就会来抓你”（头上长角，身后有一条长长的黑尾巴）。尽管如此，可怜的约瑟夫仍然总是被一群做主教、枢机、执事，享受丰厚收入的叔父、姨母、表兄弟们包围着，他做这件事的确需要一股勇气。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是第一个敢于把宽容作为实用而有益的治国之道大加宣扬的人。
三个月之后他所做的事情更令人吃惊。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一部关于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赋予犹太人。当他们被允许和基督徒呼吸相通的空气时，犹太人觉得自己成了幸运儿。
到这里我们应该打住了，应该让读者相信好事一直继续下去，奥地利成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也许约瑟夫和他的大臣们能够忽然间良心发现，可是自古以来奥地利农民就把犹太人看作自己的敌人，把新教徒看作叛乱分子和背教者，这种古老的偏见是不可能克服的。
实际上这部杰出的宽容法颁布一百五十年之后，那些不属于天主教会的人，仍然像在16世纪一样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理论上讲，犹太人和新教徒可以成为首相或者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实际上，皇宫里的擦鞋匠请他们吃一顿饭都是不可能的事。
法令成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