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佩恩（1737～1809），旅美英国政治哲学家，其作品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的社会变革——美国革命（1775～1783）和法国革命（1789～1799）。
曾经有一首诗，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他的奇迹在显现。”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岸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
17世纪上半叶，美洲大陆的北部的居民对《旧约》的崇拜如此强烈，不知情的人会把他们当作摩西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波涛汹涌、寒冷刺骨的大西洋使这些开拓者与欧洲远远相隔，他们建立了恐怖的精神统治，这种统治在对马瑟家族的政治迫害狂潮中达到了顶点。
乍看起来，那两位受人尊敬的绅士不大可能对《合众国宪法》、以及独立战争前夕的众多文件中的宽容倾向有什么贡献。然而情况就恰恰是这样，17世纪的镇压时期是如此可怕，因而必定会产生一种有利于自由主义观点的强烈的反动。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者突然都跑去收集索奇尼的著作，不再用所多玛的故事来吓唬小孩子。但他们的领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新思想流派的代表，他们用非凡的才干和策略把自己的宽容思想融进了羊皮纸上的宣言，而这正是他们崭新的独立国家大厦的基石。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统一国家，他们也许不会这样成功。不过北美的殖民化一直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瑞典的路德派教徒开垦了一部分地区，法国派来了一批胡格诺派教徒，荷兰的阿明尼乌派教徒也占据了大块的土地，而几乎所有的英国教派都曾经试图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蛮荒之地寻找一块乐土。
这有利于不同宗教派别的共存，各个教派之间处于很好的平衡。在一些殖民地之间人们不得不保持一种粗朴原始的相互容忍，倘若在平常环境中，他们非把对方的脖子拧断不可。
那些靠别人的争吵发达的先生们并不欢迎这种状况，新的仁慈精神降临之后的几年中，他们一直在拼命维持旧的正直理想。
他们虽然收获不大，但是却成功地使很多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仁慈、善良的信条——这信条的思想似乎是从残忍的印第安人那里借来的。
美国的幸运在于，在为自由进行的漫长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正是这群人数不多却很有勇气的持不同见解者。
思想的传播非常轻便，一艘八吨的双桅船装载的观念，就足以倾覆整个大陆。18世纪的美洲殖民者没有雕塑和大钢琴，但是他们并不缺乏书籍。十三个移民区中的聪明人开始明白，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骚动，而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这时书商便成了他们的先知。尽管他们没有正式脱离现有的教会，表面上生活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会表明自己是那个特兰西瓦尼亚老亲王的忠实信徒。
那位老亲王拒绝迫害自己的一位论派臣民，因为主明确地把三项权力留给了自己：“从虚无中创造万物，预知未来，支配人的思想。”
到了必须为国家的未来制定具体的政治、社会计划的时候，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他们的思想写进了文件，让公众意愿这个最高法庭来评判自己的理想。
假如弗吉尼亚人知道，他们带着深深敬意聆听的宏篇大论，是他们的死敌自由主义者炮制出来的，一定会惊惧不已。但是他们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第三任美国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他还是哲学家、教育家、自然学者、科学家、发明家等等，涉猎非常广泛。）本人，就是一个有强烈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当他主张宗教只能靠理性和说服来管理，而不能靠武力和暴力时，当他宣扬所有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宗教活动时，他只是在重复伏尔泰、拜耳、斯宾诺沙和伊拉斯谟的思想与著作而已。
后来人们又听到了这样的异端邪说：“在美国，就任任何公职都不应要求表明信仰。”或者“国会不应用法律来约束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信仰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接受了这种说法。
就这样，美国成了第一个宗教与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第一个候选人不需要出示主日学校证书即可获得公职提名的国家；第一个公民在法律范围内可以自由信仰和不信仰某种宗教的国家。
但是，像在奥地利（或者任何其它地方）一样，这里的普通人仍然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领袖，领袖稍稍偏离原来的路线他们就跟不上了。很多州仍然对那些不属于主流教派的人施加了很多限制，而且一些公民从个人角度对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仍然不能宽容相待，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读过自己的《宪法》。这些现象稍后在托马斯·佩恩的例子中都有所体现。
汤姆·佩恩为美国人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革命的宣传员。
从出身来讲他是英国人，从职业来讲他是海员，从天性和所受的熏陶来讲，他是个反叛者。他来到这块殖民地时已经四十出头了。在伦敦时他曾见过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建议他“向西去”。1776年，带着本杰明的亲笔介绍信，他乘船来到了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建了《费城公报》这份杂志。
作为一个老牌业余政治家，汤姆很快发现，身边有很多考验人的灵魂的重大事件。他凭着自己条理清晰的头脑，了解到很多美国人的苦恼，并把它们写进了一本小册子，篇幅不长，但却温馨可人。这本小册子讲的虽是人之常情，却有力地说明美国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所有忠实的爱国者都应该真诚合作。
这本小书很快传到了英国，传到了欧洲大陆，那里的很多人生平第一次知道有一个“美国民族”，而且还有什么向祖国开战的“神圣职责”和“正义权利”。
美国革命刚刚结束，佩恩就回到了欧洲，打算告诉英国人民他们的政府所做的种种蠢事。当时塞纳河边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绅士正忧虑地望着海峡对面的情形。
有一个名叫埃得蒙德·伯克的人刚刚发表了一本惊慌之作《法国革命之反思》，佩恩立即用自己的《人的权利》予以猛烈的回击。结果英国政府下令以严重叛国罪审判他。
这时他的法国崇拜者已经把他选进了国会，佩思虽然不懂法语，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于是来到巴黎接受了荣誉。后来他受到罗伯斯庇尔的怀疑。他清楚自己随时可能被逮捕砍头，于是匆匆完成了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书名叫作《理性的时代》。书的第一部分在他入狱前出版了，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写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所谓的“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方面是无神论，一方面是宗教狂热。但是当他发表这些观点时，所有的人都攻击他。1802年他回到美国。人们对他的仇恨如此之深，在他死后，“肮脏的无神论者”的名声一直流传了一百多年。
不过他倒没出什么事，没有被吊死，也没有被烧死或者用轮子碾死。只是所有的邻居都不理睬他，他走出家门，小孩子们就会向他吐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被人唾弃的人，人们认为他的著作是诋毁真正的革命英雄、用来泄私愤的愚蠢的政治小册子。
对于一个辉煌的开端而言，这个结局似乎太令人遗憾了。
但这只是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司空见惯的事情。
公众专制的怒火刚刚消退，个人的专制便又开始了。
官方的行刑结束时，私刑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