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与做人”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说真话的作文不能获奖，不能得高分，不能……
有位记者做了这样一个调查：
“谁在作文中写过假话？”在一次和中学生的交流会上，记者问在座的20多名同学，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手。
一个参加了北京市圣陶杯作文大赛的女生，说起她的经历。作文大赛的题目是：我最想生活的时代。“我开始写的是，我最想生活在苏格拉底时代，因为那时候思想非常自由。可带队老师告诉我这样写不行，太消极，不乐观。应该让人从你的文章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尾。”“我知道，老师那么教我，是想让我能够在比赛中获奖，”这个女同学说，“虽然，那不是我想说的话。”
一个同学说：“我们做作文，很少让自己拟定题目。从小到大，老师出的作文题就那么几个，像‘记一件难忘的事’、‘那一次我……’、‘雨中送伞’、‘师生情’，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写过好几遍。”有个初二男生，有次寒假他和家人外出旅游，在外省的一个小镇赶集时，他看到当地有几个戴着墨镜的执法人员，对卖东西的农民又打又骂地要钱，十分生气，就写在作文中。结果作文本发下来后，被老师批改得一无是处。老师把他找去，说：“那么多好事，你为什么不写？”老师还告诫他：“要是毕业考试时这样写，你就完了。”
老师判分的价值“导向”和屈从于老师的“暗示”的结果——说惯了假话变得“人如其文”，如一个家长抱怨：她的女儿在家里是“公主”，什么都不干，可在学校里，她是“三好生”，经常在学校打扫教室搞得灰头上脸才回家。一个极度功利化的行为背后，不可能有很健全的道德动机。孩子的人格分裂了，这是公民教育的失败。因此，老师在作文教学中，鼓励学生说真话，应当贯穿在小学直到博士教育的全过程。

僵化的作文模式不仅限制了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更可怕的是塑造了中小学生的双重人格。这不仅仅是老师的责任，与考试制度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