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六十七岁了，体弱多病，再加上岁月的风霜，看上去像八十岁的老人。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健康过。追诉我童年的记忆，十一岁以前全是一片空白。十一岁以后的事就如同隽刻在大山深处石头上的文字，经年累月，无法退却，想抹也抹不去。家境贫寒，半个多世纪农村艰难生活的负累，母亲的双腿一直不很灵便。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母亲在老家的院子里摔了一跤，右腿骨折。虽经医生救治，但年过花甲的老人，痊愈后再也摆脱不了拐杖。
　　十一岁那年，也是一个冬天，没有骤来的风雨，没有不安，没有恶劣的情绪。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都没有。我依然坐在教室，听着老师讲解朱自清的《背影》。就在我幻化着朱自清勾勒的那个胖胖的，蹒跚着跨过月台的老人背影的时候，一个背影跃入了眼帘，透过教室那几根木栏架起的窗户，家里人背着母亲正从窗外经过。是一个背影，像母亲，但我没敢断定。放学回家，背影被证实了，是母亲。
　　就在那个漫长的严冬，母亲一直住在医院。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母亲还不能出院，父亲却突然离我们而去了，永远！记得把父亲停放在灵堂的时候，母亲从医院回来了。没有医院的许可，是强行出院的。但母亲仍然不能走动，回来了，但还是一直躺着。就躺在现在老家房子左边的外屋。
　　那个冬天很冷。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仿佛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冷的冬天了。安葬完父亲之后，母亲还是一直躺着，很少说话。我们给她说话，她也不大理睬。怕我们的搭理打扰她，也就不再和她多说了。
　　春天来了。屋前一湾溪水叮叮咚咚流淌着春色，屋后数重青山披挂着春意。新学期开学前的一天，母亲突然从床上起来，拉着我走进了学校，用赊账的方式让我读完小学最后的那半个学期。
　　从那以后，母亲病情有些好转了。虽然仍然是病体缠身，但也能料理父亲走后留下的那半个残破的家庭（说是半个，是因为父亲在时的那个家已经被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卖了半个）。但也正是从那时起，朱自清在《背影》中的那句“大约大去之期不远也”的话就在我的大脑里生了根，随时都在耳畔回荡。
　　含着眼泪将母亲托付给父老乡亲踏上南下的列车外出求学的那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随时都担心有一天会接到“家母病危速回”的电报。母亲在老家孤苦无依地呆了四年，我在外提心吊胆一边勤工一面俭学过了四年。四年中只是提心却没有真正有什么不好的音讯。虽然母亲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我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读四年书没有让家里支付一分钱，相对其他农村的父母，母亲省却了许多操挂。
　　但不幸还是传来了。就在我分配到工作单位的第四个月，母亲在老家的院子里摔了一跤，右腿粉碎性骨折。母亲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在我工作的这座城市租了一套房子，将母亲直接从医院接来了省城。刚参加工作，正逢单位搞三产集资，母亲住院期间的费用，我负债累累。租房的房租，水电费，母亲那个老病的药费，集资贷款的还本付息……我入不衍出，经济拮据。母亲不忍心看我如此受苦，执意要回农村老家去，而我，为了不让母亲知道我的处境艰难，四处举债来供养母亲的生活，虽然母亲从医院来省城才半年加十八天，我却感到力不从心。
　　含着眼泪将母亲送回了农村老家，看着母亲面对那低矮而陈旧的楼房，一跛一拐地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艰难行走，我心里说不出的酸痛。当母亲用慈祥的眼神将我送别故土返回省城的时候，我的心情难过得不敢再回头看母亲一眼。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生离，不是死别，是无可奈何别无选择。我就那样头也不敢回地走了。脚步很沉重，我分明能感到母亲的目光一直粘在我的后背上。朱自清“大约大去之期不远也”的声音和母亲牢牢粘在我后背上的目光伴随我走过了秋冬春夏。
　　参加工作两年后，我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虽然还叫福利分房，但也仅仅是在煤气、水电方面，按我的工龄、级别来算，我要支付的房款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是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把平时省吃俭用和拉拉借借的钱支付了首期付款，和单位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郊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钥匙到了手。虽然房子还是毛房，我也无能为力进行装修，但对我这种打着背包进城的城市边缘人来说，有套房子就等于有了家，感觉也不错。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过：“父母不再了，我们就无法言孝”。是的，永远！
　　拿到房子钥匙的第五天，我把母亲又从老家接来了省城，住进了那套没有进行任何装修的房子里，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三年来，我一边支付住房贷款的还本付息，支付集次贷款的还本付息，接济着几个兄弟姐妹，日子过得很艰难。三年来，我先后给母亲请了三个保姆。三年来，母亲都拐杖不离身。白天，她外出游动，一跛一拐的，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着繁华大街上的熙来攘住，比较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和乡间原野的猪牛羊群；看着公园里的草长茵飞，比较城市中的花团锦族和农村田间地头的泥土气息；看着旅游休闲渡假风景区的白去蓝天红砖绿树，比较着大山深处的脸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城市里的这一切她都不是很看得明白，可每当她坐在别人送我的那张破沙发上谈论起她每天的所闻所见，眉飞色舞，字里行间掩饰不住她的喜悦，我们也能通过母亲的表情感受到母亲的幸福。作为人子，虽然不能为老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舒服的环境，但尽力尽心去做，也感到很欣慰。
　　还有，在我那套房子后面不远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场，每天天不亮和每晚天已黑，我们都能听到那些卖菜的人为了什么大声争执着的声音。母亲常常会拄着她的拐杖，一跛一拐地在菜场中拐动。我曾经试着想减轻松母亲的负累，替她买了许多菜放在别人送我的那个旧冰箱里，但我多次发现，就算我尽力去买那些比较适合母亲味口的菜放着，她每天都还要尽力去菜场一两次。久而久之，我不再为母亲包办买菜，尽力多给她点钱，菜场上的那些人和她，也渐渐的熟悉起来了。
　　人老了，总要有点寄托的。
　　我拿什么给母亲寄托呢？母亲说，人老了，身体又不好，能到省城来过这样的几天好日子，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还孤身一人，尚未成家。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她们那一代人与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些代沟的。有些具体的问题，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老人就是老人，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生活条件，已经固锁了她们那一代人特定的思维模式，用我们的思维向她们解释情感上的问题，语言是会显得苍白无力的。也正因为我在情感上历经的艰难选择和坎坎坷坷，我也无法完整地就我的婚姻给老人一个明确的交待，恰恰又是感情上的纠葛和牵绊，有时候我为了寻找解脱而有意无意地放纵抽烟和喝酒。但越是这样，我感情的流浪就一直没有找到灵魂的故乡。
　　我一天天地孤独着，拮据着，奔波着。母亲一天天地衰老着，期盼着，牵挂着。我在外奔波，母亲在家寂寞。我一直孤单地过着日子，母亲一直期待着某种结局。就这样，二十世纪过去了。在我青年时代的时光概念里，2001年是一个遥远的日子，当2001年就要过去了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在我那套简陋的房子里，吃饭，读书，写文章，睡觉。母亲已经好久没有过问我的事了。真的，已经好久了。只是，母亲常常会走到我的门前，拄着她的拐杖，一跛一拐，看看表，站站。星期六星期天，她会把电视机的声音关到连她自己都听不到的音量。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要这样，她笑着说，人老了，耳朵不中用了，反正有声音无声音已经无所谓了。我明白，母亲是怕影响我的睡觉。如果是平日里，母亲一般会在早上七点左右拄着她的拐杖到我的门前，一跛一拐的，看看表，站站。如果没有听到我的动静，她会叫着我的乳名，让我该起床了。不用说，母亲的拐杖在水泥地板上碰动的声音，就是我早晨起床的闹钟。多少年了，只要一听到母亲的拐杖声，无论睡梦有多甜，我都会从睡梦中醒来。有时候，母亲轻轻地叫我的乳名，我会轻脆地应一声，要么我会在母亲刚踏出她房间的时候就喊她一声，她就会又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些，都是母亲和我的无声语言。母子从小相依为命，许多东西已经不用再用语言来表达了。
　　记得有两次，母亲没有按时拄动她的拐伏，我睡过头了，没有赶上单位早上的交通车，母亲说，都是她不好，应该早点叫醒我的。但人老了，眼睛不好使了，看表只看得到用五进制计数的分钟，知道我头天晚上睡得晚，想让我多睡几分钟。 我鼻子酸酸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一个下雨天，我因应女朋友的邀请，去了她们家。第一次见她们家的人，还要应对各种的考验，考虑的问题多一些，忘记给母亲打电话。当我从未来的丈母娘家吃完晚饭赶回家的时候，到处都是华灯高照，灯火通明。走在朝向我那套房子的大街上，很远我就看到母亲房间那扇窗子前有一个人影。走得越近，看得越清楚。当我确认那是母亲的时候，母亲正在凝望着我，脸上挂满笑容。站在大街上，望着母亲的面容，我的脚步久久不能迈动。穿过铁门上楼的时候，抑制不住，我抹了三把酸楚的眼泪。走进家门，简陋的房子，陈旧的摆设，那张破沙发前，多了一张小新桌子，菜、茶和啤酒，摆满一桌。母亲走过来，还是轻轻地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过了今天，你就进二十八岁了。妈特意给你做的菜，来，尝尝。菜已经几乎凉了，茶已经的确冷了，杯子中的啤酒飘散在房间里。我的心热腾腾的，好像什么东西堵在喉里，硬硬的。双膝跪下，我敬母亲一杯。端起酒杯，我一饮而尽。我分明感觉到，那套房子里充满酒味，沁人心肺。
　　那一夜，母亲说了很多话，但还是只字不提关涉我的婚姻问题。那一夜，我只是听母亲说，自己很少插话，也只字未提我、我现在的女朋友和未来的丈母娘家的事。母亲困了，我搀扶着母亲左手，母亲右手拄着她的拐杖，一跛一拐的，走进了她的房间。
　　母亲睡了，我拉了灯，关上门，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母亲已经睡去了，打着均匀的呼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清晰地听到。我一夜未能入睡。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有，母亲的拐杖和母亲贮立窗前凝望我的眼神，也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