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是我在俄亥俄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一位德国朋友。开学第一天我去学校体育馆注册照相领取学生证，离开时觉得后面有人跟着，等到出了大门，那人追上来恭维说：“你的长头发真漂亮。”于是我站下来同他聊了几句，得知他是德国人，在哲学系念博士。他不象电影上德国小伙子那么英俊好看，短碴碴的头发，有些土头土脑，所以我并没有急着要结识他。我住在学生宿舍里，交了一些新朋友，有次偶然对哲学系同学提到那个德国人，才知道他叫汉斯。开学后我忙于应付功课，再也没有见到他。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在学生宿舍再次遇见他时，他刚离婚，也搬进宿舍住。在美国学文科不容易找工作，博士生往往要读他个七、八年才肯毕业，因为顶着个研究生招牌，好歹能在系里当个助教挣几个钱糊口，毕业一旦找不到工作，就只有去比萨店打零工了。汉斯的博士也读了七、八年了，刚刚通过论文答辩，暂时在哲学系教几个钟点本科生的课程，除了急于找份正式工作，其他时间也闲着，自以为会画几笔画，到处赶着别人画肖像，说是找不到工作就去大街上给人画像谋生。那当然是他天真的想法，事实上巴黎、纽约这些大城市满街上都是中国画家，手艺精湛，价格公道，卖艺永远也轮不到德国人。
　　在宿舍餐厅吃饭我看他留着长发，样子怪怪的，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我有些不高兴，几次都躲着他。有天我从计算机房出来，见他在走廊尽头信箱处站着，我有意躲避停下来去喝水，却不小心被水呛着了，弄得咳了半天狼狈不堪，而他也终于找着了机会来搭腔，问能不能替我画张像。长这么大了，谁没照过无数张相，画张像有什么希奇？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却答应了。
　　去他宿舍看见门上写着他的名字叫汉斯，这才突然想起两年前说过几句话的那个德国人。只有德国人才会叫汉斯，难怪他的英文说得怪怪的。这一位也学哲学，想来他就是两年前那个汉斯了。可是他样子变了许多，不再土头土脑，却有些怪模怪样。他留了长发，我却剪了短发，他也不会认出我来。提起两年前，他说他记得，可是我始终有些怀疑。像他这种见谁都熟的人，记性不会太好。
　　整个春天他到处追逐女孩子，忙得不亦乐乎。
　　夏天他回德国，问我愿不愿意同他回家。我早就想去欧洲玩玩，当然求之不得。
　　汉斯回家并没有买任何东西去孝敬父母，两手空空地就去了，父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特别招待，当天晚饭吃的是咸肉三明治，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瓶好酒他爸爸说是特地买来款待儿子的。
　　德国人很爱惜汽车，德国汽油费也极贵，相当于美国的4 倍。家家都有汽车，但很多人轻易不开车。汉斯有辆自行车在家，他妈妈把她自己的自行车借给我，我俩天天骑车到处乱跑。
　　汉斯家在德国南部雷根斯堡，那是多瑙河旁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城，我在那儿度过了一段极为快乐的时光。最难忘的是那些石头铺路的小街，地上一尘不染，路边的咖啡馆坐着些年轻学生喝咖啡、抽烟、聊天。这里的年轻男女似乎特别漂亮，也好象非常悠闲，不象其他学生成天忙忙碌碌，惦记着写些没人要看的文章。汉斯家面对一个街心花园，旁边有好几家餐馆和啤酒店，夏天都在街心花园里摆着露天座位。
　　天一黑，花园里就坐满了年轻人，不到半夜不会离开。他们爱玩，但是并不喧哗吵闹。在美国有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没有惊天动地的音乐助兴是很难想象的。
　　我同汉斯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多瑙河边一家啤酒店喝酒。他们称这种露天酒店为啤酒花园（Biergarten）。坐在一棵巨大的核桃树下，四周弥漫着茉莉花香，黑暗中听着不远处多瑙河的流水声，看着萤火虫点点飞过，那一刻我真觉得此生别无他求。
　　汉斯父亲在慕尼黑市政府当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他妈妈虽然只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却每天开车送他父亲上班，然后留在父亲办公室帮他处理杂务，下班再一起回家，俨然很忙。母亲一切以父亲为重，心里只有他一人，有天一大早起来把汉斯大骂了一顿，说他不该三、四点钟还不睡觉，开冰箱上厕所吵得父亲不能安睡。在外国朋友面前遭母亲痛斥，汉斯一点也无所谓，母亲没有做饭招待他和朋友，他也不在意，恐怕习以为常。我想如果带他回中国，我妈妈大概要天天变着花样做饭菜，唯恐饿坏了我，怠慢了客人。只有套那句“国情不同”
　　的老俗话了。
　　在德国住了一个月令我见到面包咸肉就头痛。说德国人不善烹饪是假的，因为他们餐馆的菜很好吃。在飞机上快到德国时吃的那顿午餐味道就很不错，牛肉炖红萝卜、青辣椒，口味颇似中国菜。巴伐利亚当地餐馆里卖的烤猪肉蹄膀好吃极了，我现在想起来还谗涎欲滴。
　　汉斯在家时他妈妈只正式做过一顿晚餐，那天是请她哥哥吃饭，菜做得非常精致丰盛，各式杯盘刀叉摆了一桌。只是为什么不能如此特地款待难得回家的儿子几回，我很不明白，常常想起我弟弟回家，妈妈在厨房忙碌的情景。
　　去汉斯朋友沃尔家做客晚饭也是咸肉三明治，桌上再放几碟橄榄、白果、腌黄瓜，酒倒是有红有白，汉斯、他弟弟、沃尔和沃尔妻子4 人喝了好几瓶。
　　沃尔个子矮小，不怎么好看。汉斯说他很风趣，知道怎么讨女人喜欢，年轻时女朋友一大把，但是我却搞不懂为什么他娶的这个妻子一脸苦相，还有些驼背。沃尔对我说他很羡慕汉斯能够离开家乡出去见世面，而他自己却为家室所累。我能理解他，他的这个家没什么乐趣可言。沃尔爱读书，他妻子却不象个读书人。她即不漂亮，也谈不上贤惠，两个孩子满地乱跑，玩具扔得一地也没人收拾，家里到处堆着没洗的衣服，不象汉斯家他妈妈打扫得极其干净整洁。但是我对汉斯说可以预料沃尔同他妻子虽然吵吵闹闹，却可以白头偕老，倒是至情至爱，轰轰烈烈的情侣常有意外。
　　饭后男人聊天不外乎谈女人。沃尔喜欢拍照，搬出来的几大本相册上尽是穿各式鞋子的女人腿，汉斯说那是他的一大嗜好。我想他如能有幸见到中国旧式女人的三寸金莲，一定奉为至宝。汉斯的弟弟也拿出他的相册来炫耀，一张张全是骚首弄姿的裸体女人，他弟弟含含糊糊地说那都是他的女朋友。汉斯后来告诉我说他弟弟吹牛，因为从来没见他带过任何一个女孩子回家，唯一一次见到他在街上同个女孩子在一起，那女孩子还有些跛脚。不过汉斯也不清楚他哪儿弄来这些照片。我猜也许是从《花花公子》一类杂志上翻拍过来的，又故意弄成黑白照颇似自己创新。
　　沃尔家在雷根斯堡城郊外山上，夜深后汉斯弟弟开车先回去了，我同汉斯骑车慢慢下山。那晚夜色晴朗，空气清新，抬头见天空白朦朦一片银河，两岸牛郎织女遥遥相望，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白头偕老。
　　汉斯这次回家目的之一是参加好朋友约翰的婚礼。约翰40出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女朋友，所以婚礼准备得非常隆重，选在慕尼黑近郊的莫瑙（Murnau）举行。婚礼前我们去慕尼黑他家住了一晚。新娘海伦长得不错，印在婚礼请柬上的照片有些艺术效果，弄得如烟如雾的，人看上去非常美丽。见到真人我才发现她眼角有条很深的疤痕。
　　去他们家前我同汉斯在慕尼黑现代艺术博物馆逛了一下午，买了几张油画明信片，海伦似乎对艺术颇有些兴趣，对那些明信片上的油画逐张仔细评论了一番，还送了我几张康定斯基画作的明信片。她告诉我莫瑙景色优美，画家康定斯基同他女友曾在那里居住过多年。二战时康定斯基离开莫瑙，把女友独自一人留在那里。
　　约翰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严格管教儿女，可是儿女却个个反叛。大女儿曾是当地有名的嬉皮士，后来又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积极活动分子，最后索性跑到美洲印地安人的部落去定居，以示回归自然。最小的儿子则无数回出入少年管教所和精神疗养院，现在同居的女友，两个白痴孩子的母亲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时的病友。约翰自己也因为精神压力太大进过几次精神诊疗所，新娘海伦是他在某个精神康复中心治疗时认识的一位社会工作人员。海伦从小是个孤儿，却非常善良体贴，约翰总算运气好，有个好的归属。
　　约翰才40出头，却满脸皱纹，头发半秃。因为汉斯吹嘘自己能在半小时内画一张肖像，他们让汉斯替约翰画一张试试。汉斯乐得有机会露一手，立刻就地写实。像画好后新婚夫妇看了半天也没吭气。我后来埋怨汉斯不该没有加以美化修饰，让别人得意得意。就凭这一点实事求是的画风也没资格去摆地摊画肖像谋生。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慕尼黑郊外一个公园早餐。公园面对一个大湖，景色诱人，是慕尼黑人周末早餐聚会的地方。小贩忙着烤鱼、卖鱼，说是刚从湖里钓上来的。不久前刚举行过玫瑰花展，我们去时花虽凋谢了不少，但仍很可观。公园里坐满了早餐的人，临时要找个座位还真不容易，幸好约翰的二弟同女友已先在那里等我们。这位二弟同女友都爱好精美食品，自己带来各式面包、点心和果品，一顿早餐吃得非常讲究。吃法之一是把咸肉条放在哈密瓜上一起进食。我在几处美国朋友家也领教过这种吃法，说是意大利式，我却不敢恭维。
　　德国许多人家院子里都有樱桃树，但是这种樱桃树果实往往很酸，通常只能用来做果酱。约翰二弟自己做的樱桃果酱自然比超市买的好吃许多。
　　早餐后我同汉斯又去慕尼黑工业展览馆整整消磨了一天。
　　国外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巴黎、柏林等都很美，但都同上海相似，没有什么特别希奇。慕尼黑却不同，我想不出把中国哪个城市同它相比。它既有古城的典雅秀丽，又有现代城市的热闹繁华，还有大学城的浓厚文化气息。市中心的英吉利花园建于1789年，同一年建造的“中国塔”现在也是市区有名的景点之一。花园位于伊萨河畔，河水源于阿尔卑斯山，虽然河水冰凉，大学生们却常爱去那里游泳，也常有人恶作剧把他们留在岸上的衣服抱走，尽兴游完泳上岸的小伙子也不介意光着膀子跑回家。
　　从英吉利花园慢慢走到现代艺术博物馆，那条街两旁的房屋大都是淡黄色，即不是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也非精雕细琢的哥特式建筑，看上去全都十分清新可爱。再从现代艺术博物馆走到路德维希大街，这是慕尼黑最长的大道，沿途景色多样，慕尼黑洪堡大学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在街上漫步时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置身于夹着书本的大学生之中，看见大学生们坐在学校台阶上抽烟聊天。校门前摆着不少书摊，也有些地摊卖纪念品和T 恤衫。再走一段路则会见到路德维希一世骑马的塑像。路德维希一世是19世纪初巴伐利亚国王，慕尼黑成为现代城市很多归功于他。慕尼黑最有名的圣母院也在这条街上，圣母院前的广场上有人设摊卖樱桃，卖明信片，也有人就地亮开嗓子卖唱，施舍的人不多，卖唱的人也不很在意，显然自得其乐；一位漂亮的亚洲女孩身着长裙姗姗而过，令人频频回首。
　　圣母院里情形又是两样。圣母像前点满了小油灯，不时还有信徒们捐钱点灯祈祷。我从不信仰宗教，可是到了这种地方也不由地肃然起敬。我见到衣着打扮极其富丽讲究的中年南美妇人在神像前独自默然半天，又见到衣冠不整的年轻人神情迫切，跪地祷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向圣母祈求什么，我想要的只是无病无灾，一生平安。
　　约翰的婚礼如期举行，海伦也像中国新娘一样花枝招展地站在市府礼堂前迎接客人。海伦最喜欢蓝颜色，就连新婚礼服也是深蓝色，衬出她窈窕多姿的身材。我见到了约翰父母。母亲一脸严肃，神情同中国的老虔婆或是居民代表没有太大差别，父亲高高瘦瘦，看上去像过去中国那种只会上班喝茶看报纸，下班抽烟搓麻将的人。约翰父亲上次见到汉斯还是两年前在汉斯的婚礼上，这次见到我还疑疑惑惑看了好半天，似乎在竭力回想汉斯妻子的模样。
　　婚礼自然是庄严郑重，婚礼主持人祝福新娘新郎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汉斯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他非常喜欢婚礼的这一场面。我很不理解汉斯的情感，似乎是有开关控制，可以随时调入某一个频道。庄严郑重又怎样？相亲相爱又怎样？汉斯自己两年前同样有过这一幕，那还是在教堂里面，可是婚后不到一年就同妻子分道扬镳。现在看他为别人缔结幸福婚姻而感动的这付样子又不象是装假。
　　德国人喜庆当然没有鞭炮可放，只是一路上新娘花车与随行的车队看到迎面驶来的汽车都要鸣喇叭表示有喜事，而对方也会回报一两声以示庆贺。
　　婚宴主菜只有两色，鸡或鱼，客人可以任选一样。不能指望像中国酒宴一样有十二道菜还加冷盘热汤。酒倒是随你喝个够，我没有看到有人大叫大嚷硬逼着别人干杯。主人没有准备婚礼蛋糕，但是大部分客人都带了自制蛋糕点心，所以那晚上我尝到了不少味道极佳的糕点。
　　约翰的小弟不请自来，约翰对他视而不见，其他人也不理他。汉斯从小同他一起长大，所以一直陪着他聊天。他见到我咧嘴一笑，一脸的烂牙齿。“你又换了女友？”他问汉斯，我装听不懂，转过头去。
　　我很可怜他，私下问汉斯，他只是精神不大正常而已，大家为什么不能敷衍他一下？父母亲不理儿子的更是少见。酒宴未散他就先走了，走时拿出送新婚夫妇的礼物，是他自己替海伦画的肖像。画上的海伦有着天使般的笑容，我看了十分心酸，能够画出这种肖像的人心里不会太简单。
　　约翰二弟的女友没有来，我却见到他的前妻带着孩子来赴宴。前妻金发碧眼，虽然有些面容憔悴，仍然十分漂亮，二弟同前妻有说有笑，我问汉斯他们为什么离婚，汉斯说前妻想再要个孩子，二弟却逼着她去人工流产，前妻从医院回来后就同二弟分了手。
　　婚礼上请了两个乐队，吃饭时是轻音乐以助消化，饭后流行音乐则开始喧闹。沃尔自己曾组织过乐队，擅长打鼓。现在他也技痒，抢着上去打了一通鼓，却不知怎么地把鼓槌打断了，败兴下来。虽说乐队演奏的是流行音乐，也仍是不够火热。半夜以后乐队离开，一位客人拉起了手风琴，其他客人即兴唱起阿尔卑斯山歌，跳起舞来，这才使我欣赏到了巴伐利亚本地人的艺术特色。
　　沃尔开车同我们一起来参加婚礼，一路上就已经同妻子吵过一架，妻子又照常抹了一通眼泪。婚宴上他一直坐在一个年轻女人身旁献殷勤，把妻子撇在一边。宴会散后那个女人还一直跟在他身后，沃尔跑前跑后忙着替她安排旅馆房间。我很替那个女人和沃尔妻子感到难堪。
　　同美国旅馆一样，房间里都放着《圣经》，我走时拿了一本，留着学德语。有人偷《圣经》，上帝不会不乐意。
　　汉斯的另一个好友名叫穆尔。穆尔在无论哪个方面都同沃尔正好相反。他高大健壮，忠厚老实，不善言辞，30多岁了还是单身一人，连女朋友也没有。汉斯说他从来就没有过女朋友。他本来就不大会同女孩子打交道，中学毕业后去服兵役，军队严谨的生活使他变得更是木讷，后来他也索性绝了交女朋友的念头，准备听天由命，打一辈子光棍。他在一家工厂当卡车司机，虽然没有进过大学，英语却说得很不错，至少我俩能够交谈，这也是德国注重中学英语教学的结果。穆尔自己一人去美国游玩过两回，到了那儿就地租辆汽车，把一些该看的地方都看了一遍。汉斯的这些朋友里面，我其实最喜欢他。他的眼睛很特别，一只棕色，一只蓝色，有些像波斯猫。不知为什么忠厚老实的人往往不大讨女人喜欢。也许因为女人大都具有母性，潜意识里把情人当儿子看待，有怕男人太忠厚老实了，出去要吃亏的意思。不过我想如果穆尔生在中国，那绝对不怕找不到老婆，自然有三姑六婆或是好事之徒牵线搭桥，插手帮忙。
　　周末穆尔不上班，开车带我们出去玩。他喜欢开快车，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他常开到将近1 小时200 公里。有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开车去离奥地利边境不远的萨尔斯堡玩，顺便爬爬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沿途风光十分美丽，我们经过的地方多是猎人居住区，居民们都喜欢把猎到的鹿角支在房顶上或大窗架上，即作装饰点缀，也是一种炫耀。穆尔说公路旁的溪水是从阿尔卑斯山直接流下的，因为夹杂着尚未融化的小冰粒，看上去绿莹莹的，很是特别。这种颜色的水我只在国内庐山脚下的玉泉湖中见过，不同的是玉泉湖水非常平静，这条小溪的水却十分湍急，碰到转弯处还时常溅起水花。
　　爬阿尔卑斯山我们化了好几小时才登上一个小山顶，可以远远望见阿尔卑斯山东部主峰之一万斯峰。虽然是夏天，一路上还见得到未完全融化的积雪。我一直惦记着想看看雪绒花是什么样子，又有些担心夏天怕不是它的季节。在半山腰一家小酒店歇脚时我居然真的见到了雪绒花，种在窗台上的一只小花盆里。那并非想象中雪白的绒花，而是有些像蜡烛似的泛着绿色，浑身毛绒绒的不分枝叶。冰雪季节是否还会在顶端再绽放出晶莹的花朵来就不得而知了。汉斯和穆尔并没有分享我的喜悦和好奇，只知道那叫Edelweiss 而已，对我的问题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看来德国人不大知道打德国鬼子的电影《音乐之声》。
　　那天爬山的人不少，路上常碰见，见面时大家互相说声“好”。
　　但是巴伐利亚人互相致意时并非直接说“你好”，而是说“上帝好”（Gruess Gott ）。我开始不懂，糊里糊涂地随便应一声，后来问汉斯才知道是问上帝好，同我们中国人见面时说“吃过饭了吗？”
　　意思差不多。不过到底还是我们中国人实惠些，天高上帝远，还是吃饭最要紧。
　　穆尔同我们一起去柏林的那个周末正好是克里斯托和让娜- 克洛德两人包裹柏林市政大楼的最后几天。克里斯托和让娜- 克洛德是眼下欧洲最时髦的艺术家，他们表现艺术的方式是用成百上千米织物包裹大的建筑物、桥梁、街道和栏杆等。有幸让这对艺术家展示艺术风采的地方包括悉尼的一处海湾，堪萨斯城露斯公园的道路，某处的一座教堂等。艺术家俩一直想包裹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不同意，只肯让他们去纽约中央公园包几扇大门玩玩。我倒是觉得包裹自由女神像这主意挺不错。女神光着膀子在港口的冷风中站了一百来年，也应该尝尝温暖的滋味了。
　　柏林市政大楼因为紧靠柏林墙，多年来一直受到冷落，克里斯托和让娜- 克洛德两人把它用闪闪发亮的白布这么一包，居然吸引了近5 百万人前来瞻仰。几个星期以来，市政大楼前成了热闹的集市，摆地摊的、耍把戏卖艺的、就地野餐的，无所不有，还有很多人派长队等着买据说是市政大楼的包裹布。我猜那只不过是人家随便哪家布店扯的几丈布而已。国外的版权法是很严的，真要把那包裹布剪下来卖了，岂不要触犯法律，算是破坏艺术品？不过大多数买主都忙着附庸风雅，来不及或是不屑用脑筋罢了。当然也许包裹艺术家自己想顺便再赚几个外快，特许卖布，那又另当别论。我问汉斯怎么德国人也这么没头脑，他说那些站队的人也许是外国游客。有包裹布卖，就不用再卖柏林墙碎片了，本来我倒是一心想弄一块墙回去做镇纸，也是到此一游，有石为证的意思。
　　市中心的柏林墙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只是见到地下几块薄薄的墓碑记载着二战中遇难的一些犹太人的名字。统一后的德国准备在2000年迁都柏林，现在正忙着柏林10年规划的建设。汉斯在德国统一后还是第一次来柏林，同我一起走过布兰登堡城门，心情非常激动。柏林人在布兰登堡城门附近搭了一个巨大的帐蓬，用360 度画面展示柏林重建后的情景。柏林城内到处可以看到巨幅标语号召人们努力建设柏林，还有大幅画像表现东、西柏林人携手团结的精神风貌，颇似国内的宣传画。这是我在国外其他城市都没有见过的，尤其是在美国，弄这么多字与画，如果不是为了卖东西，那简直就不可思议。
　　横穿布兰登堡城门的菩提树下大街战前曾是柏林最热闹繁华的地方，无数诗人、艺术家都描绘过它。如今菩提树下大街仍然是悠闲散步的好去处，却不再有昔日的繁华。西柏林主要的商业区搬到了库当（Kurfuerstendam）大街。在库当大街漫步，不时可以见到中国餐馆，似乎家家生意兴隆。看见街对面一家店门旁竖着“三九胃泰”的大广告牌，我差点怀疑自己又回到了南京路。
　　东柏林市区中心的建设有着社会主义国家都市的特征，那就是公共建筑富丽堂皇，李卜克内西大道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尤其漂亮。市中心还有一座很高的电视塔，塔顶是由许多菱形方块构成的巨大圆球，阳光照射下自然而然球中央会呈现一个金色十字架。汉斯说统一前西柏林人远远看见塔顶，老要嘲笑说共产党不信神，怎么弄了个十字架在城内最高建筑上。我对汉斯说十字并非一定象征基督教，红十字代表救死扶伤，在中国到处可见，并没有因为别的联想而换成其他的形状。我倒是觉得见了个破十字架就把它当了上帝十分可笑。
　　东柏林的德国国家艺术博物馆藏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其中有代表性的要属19世纪画家门采尔的作品。汉斯一路上做了很好的讲解员，见到门采尔他更是谈兴十足。一位中年妇女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见有人旁听，汉斯不由地提高了声音，加大了手势。等他稍有停顿，中年妇女彬彬有礼地对我说：“请您不要把夹克衫拿在手上，可以穿在身上或拿到楼下去存起来。”原来她是警卫，展览馆规定衣服不能拿在手上，大概是怕藏掖凶器。一个手榴弹裹在衣服里不易发现，揣在口袋里还是一目了然的。
　　有一幅油画气势十分壮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走进前去仔细一看，写明是库贝尔的《九级浪》。《九级浪》勾起我很多联想。大概还是在读中学时第一次从一本手抄小说上得知有这么一幅油画，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对它有过详细的描述和评论。他说过的话我完全忘了，只记住了画的名称，后来当然也知道了库贝尔画的《九级浪》不止一幅。曾经经历过无书无画的年代，如今能漫步于艺术珍品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汉斯和穆尔开车回雷根斯堡，我一人搭乘火车去北部的恺撒斯劳顿（Kaiserslautern）看一位朋友，约好同她一起去巴黎游玩。
　　（这篇稿子写于1995年。1999年我再去柏林，发现那儿已大变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