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去欧洲旅游，有关名胜古迹的介绍中就会提起哥尼斯堡（在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条著名的路——“哲学大道”。它的出名与一位哲学家有关。
那是十八世纪中叶。每天暮色初起时分，这条路的尽头就会出现一个个头不高、相貌清秀的男子。他衣着整洁，步履悠闲，若有所思地从这儿一直走向弗里德里希炮垒。当然，快到达炮垒时他就转身往回走了，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有时走着走着，他会在路旁的椅子上坐一会，随手记下一点正在思考的内容；有时候他也会和一个朋友，或是一个学生一起完成这一趟散步。最主要的是，他每天必定准时出现在这一条路上，从不迟到或早退。周围的居民几十年来对这一情景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可以根据他的出现来核对家里的钟表。
这个人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德国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他1724年生于德国的哥尼斯堡。少年时在神学院中受教育，十六岁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毕业后他先做家庭教师，后来成为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还短期担任过哲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
康德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星云说”，即认为太阳和一切行星都是由旋转的星云产生的。“星云说”第一次动摇了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历史的概念，被认为是自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他的三部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则是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宣称自己在哲学上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他鲜明地提出了思维对客体的作用，即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他冲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提出了辩证逻辑问题。尽管由于他的局限性，他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只承认在我们的思维之外存在“自在之物”，但不承认“自在之物”能被认识，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但已经包含了唯物论与辨证法的合理成分。革命导师恩格斯对康德的评价是：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从康德开始的。
康德身后所有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在人类思想史上他具有很高的地位。当年康德发表了他的哲学著作后，他的思想成为许多德语学校中讲课的内容，哥尼斯堡更成了当时的哲学圣地，成群的年轻人赶到那里去听他的讲课。
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哲学家康德却丝毫没有学究气。他为人幽默机智，学识广博，交友极广，甚至从不单独吃午饭，饭桌上总是高朋满座。他有很多知心朋友，一些医生、商人、银行家等等，都和他保持着终生的友谊，连哥尼斯堡守卫队的许多高级军官都很仰慕他。当地的骑兵队长不但醉心于他的演讲，而且还经常用马车接送他去为部下讲解数学和自然地理学。
康德终身未婚，原因之一是他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在当家庭教师时，他的收入菲薄，即使后来在大学任教也十分清贫。但他却并不贪图钱财。那时先后有几所大学以高薪聘请他去任教。康德考虑到那里的环境对自己专心学术研究不利，因而不为所动，甘心寂寞，放弃了这些机会。康德后来被任命为柏林科学院的院士，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没有使用过这一显赫的头衔，只是谦虚地署上“教授”。
1786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新国王登基。以学识渊博闻名的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康德受命组织朝见新国王的典礼。按照当时惯例，将有十分豪华盛大的场面，花费很大。康德却上书新国王，要求严格禁止铺张浪费，不得举办各种耗费巨资的欢迎会。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身份提出这种倡议，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幸好新国王比较开明，欣然同意了康德的建议。
于是，康德在朝见仪式的前一天，率领评议会成员进宫，以大学校长的名义对新国王表示祝贺。整个仪式简单而又隆重，结果倒使国王非常满意，第二天破例送了六百张观礼券给康德，供全体学生列队进宫观礼。这对于重兵把守的王宫来说，是天大的例外，也是康德人格的胜利。
康德以八十高龄在1840年2月去世。28日，哥尼斯堡为他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出殡仪式。他的棺木由二十五名大学生抬着，送往大教堂。大学生的队伍后面是驻军军官的队伍，再后面是几千同胞的送殡行列。灵柩上题着：“康德永垂不朽！”道路两旁挤满了自发赶来的人群，黑压压地排了好几条街道。在阵阵哀乐和回荡天际的钟声里，人们不禁想起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占据我的心灵。要是不断地对它们进行思考，就会给我时时翻新，有增无止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