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你在电话里惜别的声音，依然如柔丝般绕着我的耳鬓。不知多少次，通过电话线的音波互道珍重，重复地一再说“再见”，“沙扬娜拉”，可你总是不愿把话筒先搁下。有几回你默默等待着，不作一声。该说的似乎都已说了，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呢？短暂的沉默牵动着细微的别离情绪。电话长时间没有中断。）
这是在东京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刚从新大谷饭店十七楼的碧空餐厅回到七层楼我自己的房间。圆形的碧空餐厅，每小时旋转一周，窗边的餐桌和座椅缓缓向前移动，七月的东京之夜在窗外渐渐转过去。餐桌上猩红色圆形灯罩内的一朵灯花在转动。大厅中间的轴心部分、酒吧间柜台前，穿银灰色衣裙的日本歌女和三人乐队的小小乐台在转动。画框似的巨大玻璃窗内和窗外，迷幻闪烁的光点和光束在转动。从高处远眺，弧形的立体交叉高架公路上，汽车的红色光流如同许多长长的火蛇在转动。整个东京的夜空仿佛都在转动。我微微感到晕眩，回到我的房间里求得夜的宁静。
晚上十点钟，我拉拢第一层窗帘。窗外林立的四五十层高楼顶端，明暗交替的红灯信号如闪光的红宝石，透过细细薄纱映入室内。床头柜的幽幽灯光下，收音机播送着优雅的轻音乐，温馨的音符组成甜蜜而又忧悒的旋律。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来。是谁在我束装归国的前夕给我打电话呢？我按了琴键按钮，关上了收音机后，困惑地拿起话筒。
（我仿佛有一种预感。哦，即使不说出你的名字，只要听见低柔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你。你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温存，带着几分羞怯，用清晰流利的中国话，向我述说你的喜悦。）
是的，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偶然。今年五月，我出访日本前，香港三联书店编辑部副主任彦火兄来信说，不久前他去日本，在参观藤泽市的聂耳纪念碑那一天，认识了一位秀媚的日本女郎，是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员，而且是一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经彦火介绍，稍后我就收到你写在柳笺上的一封信，恳切地期待我能参加今年七月十七日在藤泽市的聂耳纪念祭。
可是按照我们的全部日程，这一天恰好是我们回国的日期。五月二十日，在成田机场大楼的咖啡室里，我们候机去北海道札幌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向日本亚非作家委员会的朋友们提出我的愿望，秋冈家荣先生一见面就笑着说，前些日子藤泽市就打电话来探询中国作家的访问日程了，并邀请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聂耳纪念活动。这确实是难得的机会，不过最终还得取决于飞归日期能不能推迟一天。
现在，历时五十余天的北海道旅程转眼间过去了。七月十四日，我们从千岁机场飞抵东京时，日本亚非作家委员会的清水正夫、秋冈家荣、丰田正子以及北海道新闻东京支社的几位部长等许多日本朋友们都已在机场等候我们。
不用任何人介绍，我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你。你穿着纯白衣衫远远向我走来，浅浅地笑着，完全不加修饰的脸上泛起薄薄红晕。握手后，你悄声说了第一句话：“看见你，心都怦怦地跳了。”
“啊，终于见面了！”我自然也很高兴。我们随着潮涌的旅客走向机场出口处，匆匆忙忙地边走边谈。“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想你到中国去过吧？”
“去年，我们藤泽市长叶山峻先生，他也是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他带着我们到聂耳先生的故乡昆明，我也去了。还到过北京和上海。”你把我手里沉重的行囊接过去，一直送我们上汽车。汽车开了，我还听见你站在行人熙攘的道旁热切地说：“十七日在藤泽市再见。”
（电话继续下去：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请再说一遍。哦，你是说今天上午我在聂耳纪念会上那篇讲话稿吗？你喜欢它？市长要用在纪念刊物上？当然当然，你们可以留下来，只是我写得太潦草。）
从七月十四日到七月十七日，我们是在东京度过的。到了骄阳似火的东京才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夏天了。不由想起五月和六月的北海道旅行，凉爽如秋，在户外常常离不开毛衣毛裤，在室内则还经常开放暖气。到东京的第一天，汽车进入繁华的市区，高层建筑群以各种几何形的图案挤满天空，汽车长流在纵横交错的公路上永无穷尽似的。闹市中无处不是拥挤和忙迫。我们的汽车不断被红灯挡住去路。我在车内想，大城市无非是大城市，东京无非也就是东京，如此而已。
如果说我在东京只不过是一个过客，那么七月十七日的神奈川县藤泽市之行才是我的目的地。这一天仍然是炎热不堪，上午八时四十五分，日本亚非作家委员会的丰田正子先生陪着我们，经由地下铁转乘火车去藤津市。这位可敬可亲的日本朋友，矮矮小小的个子，不辞暑热劳累，给我们做伴带路，还同我们一起住在饭店里以便照料我们。她的体贴和亲切，倒像是我们代表团中的一名成员，一位老大姐。其实，从临别那天偶然的谈话中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同龄。
十点钟左右到藤泽市车站。市役所（即市政府）派来的几位代表已迎上前来。我正在举目寻觅，回首只见你浅浅笑着站在我身边。我们同坐一辆汽车，你向我介绍今天纪念活动的项目，接着说，市长因为忙于主持纪念仪式，没有到车站来迎接而表示歉意，他在纪念碑那边等着我们。
我们驱车径至纪念碑。鸽沼海岸阳光辉耀，暑气蒸腾。下车后进入一个方形的平顶遮阳布棚，市长叶山峻和当地的日本朋友及华侨数十人都已聚集在布棚下。每年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聂耳纪念碑保存委员会、湘南日中友好协会以及藤泽市各界的友好人士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
我们是躬逢其盛，正好在这纪念日来到聂耳纪念碑前。多亏日本亚非作家委员会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使我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宿愿。
说也奇怪，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藤泽市，呈现在我眼前的景物并不陌生。这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神游之地。风光旖族的江之岛，人们说是诗之岛，画之岛，青春之岛。过去曾在想象中描绘过它，今天亲眼看见它，多么熟悉。著名的富士山雪白峰巅若隐若现，峭拔而又冷艳的绝色姿容，还是我在众多画片中见过的模样。
聂耳纪念碑得天独厚，位于江之岛的澄碧波光和富士山的明丽山影之间。往日，我是通过许多彩色画页走近这个纪念碑的。当我一旦身临其境，过去画面上见到过的每个细部，如今化为生活中的现实，一切都是伸手可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曾到过这儿似的。
纪念仪式是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庄严乐声中开始的。全体肃立在布棚下，面向纪念碑。叶山峻市长首先致辞。我出神地向前凝视，几乎难以置信这纪念碑就在咫尺之间，只觉得宛如在梦境里。
然后该是我们讲话了。短短的讲稿，只有一张纸。大意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聂耳是伟大的时代歌手，是在时代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他一生二十四年谱写的三十几首歌曲有如号角，永远召唤着我们奋勇前进。
又说，日本人民和藤泽市各界友好人士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音乐家，于一九五六年重建的这座聂耳纪念碑，是中日友谊的永恒象征。藤泽市为此还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对纪念碑加以精心保护。我认为，每一个会员都像是纪念碑的守卫者，也是中日友谊的忠实保卫者，这使我们深为感动。
我想起叶山峻先生在《聂耳与我》的文章中引用法国现代派诗人若望·高克多的诗句，“我们的耳朵宛如贝壳，思念着大海的涛声。”
我又想起聂耳在东京结交的友人，日本新剧运动的创始者，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在碑文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侧耳聆听，我们至今还能听到聂耳解放亚洲的声音。”
这诗句和碑上的话可说是聂耳精神的一种写照。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起听一会儿大海的声音吧”我用这一句话作为结束，“谢谢各位。”
市长热情地过来握手。随后是在强烈的盛夏阳光下挨次献花，纪念碑前的合影。当人们正在忙于收拾时，我独自默默地走下台阶，又踅进稍稍凹下去的一片绿茵茵的平坦草地。右侧入口处，一块乌黑发亮的大理石上刻着郭沫若同志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题写的，俊逸飞动的六个字：“聂耳终焉之地”。
草坪中间，六块间隔的方形白石，引向一条笔直的路。由此前行，登上短短坡道。右侧一块斜面的石碑上，镌刻着由秋田雀雨撰文，日本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书写的聂耳悼辞。
聂耳纪念碑用素净的花岗岩雕成，稍稍倾斜地平置于长方形基座上。四周的石砌边缘内，铺着匀称的海滨卵石。碑石表面的线条呈“耳”字形，有如贴在地上的一只巨大的耳朵，在这流入太平洋的引川地之侧，日日夜夜倾听着大海的呼啸和浪涛之声。
（电话继续下去：你是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的？在片嫩海岸你自己家里？那里距鸽沼海岸想必是很近吧？哦，对了，市长特地同我们几个人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没有跟我们一起照相吗？可是这照片上应该有你的留影，你是纪念碑保存会一个热心的会员。你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郎，然而你又不同于一般的日本女郎……）
当纪念会在灿烂的盛夏阳光下结束后，叶山峻市长等一行人陪同我们驱车到市内一家凉爽的大楼楼上餐厅，设午宴招待中国客人。丰富的“中华料理”，深厚的朋友情谊。坐在我左侧的市长，自幼生长在海边，对大海充满了深深的感情。聂耳逝世那年，叶山峻才两岁。他听了长辈们述说聂耳事迹，极为崇敬。人们告诉我，他的父亲叶山又三郎和母亲叶山冬子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日中友好。叶山峻生于严峻的年代，他的双亲因此给他取名为“峻”。
市长说，去年他以日本湘南各界友好访华团团长和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身份，率领一个二十余人代表团，到了聂耳的故乡昆明，带去五棵作为藤泽市市树的藤树，种植在聂耳新墓旁。又带回昆明的四大名花之一的杜鹃花，栽于聂耳纪念碑两侧。这两种友谊的花树，同时也植根在两国人民友好的沃土里，随着千秋岁月将愈见其茂盛。
我于是想起你画过一张地形图，图上表明，环绕着聂耳纪念碑枝叶浓绿的海桐花，是一种宜于种植在海岸沙地上，具有极强抗风力的花树，禁得起特大海风的侵袭。有多少日本朋友守护着这位殁于异国的青年音乐家聂耳灵碑，有多少感人的事迹写在这流向太平洋的鸽沼海岸一侧。
席散后，市长叶山峻和市役所的几位课长徒步陪着我们到车站。到东京去的铁道在餐馆近旁，步行数分钟就到了。握别的时候，市长真切地说，希望以后再来看看纪念碑。是的，就我个人来说，这次到“聂耳终焉之地”的时间诚然过于短促，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我本来期望在这聂耳最后生活过与工作过的地方，住上一两个夜晚，看看聂耳当年住过的屋子，拜访一下屋主演田实弘先生，老人今年已八十多岁了。可是我终于没有……
别了。谢谢你一直送我们到车厢前。你压抑着激动的声音对我说：“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日子。”车窗外，你频频挥手的修长身姿，在我眼前一闪而过。这瞬息远去的身影，无端给我带来一种惆怅之感。
（电话。你依然举着话筒，依然是低柔的声音。我突然想起：“你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啊，是丰田正子先生告诉我的。”我这才想起下午从藤泽市归来不久，我在房间里接到一个没有互通姓名的电话。对方彬彬有礼地问询这是不是中国作家的住处，要我转请丰田正子先生听电话，我就把她的房号转告了对方。“真对不起，太麻烦了，谢谢。”这低柔的声音十分熟悉，我猜想可能就是你。后来我才想到，其实你是向丰田正子问我的房间号码。不是吗？要是这下午的电话里，我们双方先问一问姓名，岂不是省掉一番周折？如果你知道了一定会哑然失笑的，然而在夜间电话中我竟然忘记提及此事。）
电话中一次一次传来你的祝愿，你的叮咛和期许。“祝你身体健康，一路平安！”你低声温柔地说，听得见你轻微的呼吸。
“再见，沙扬娜拉！”我隔着东京的夜空向你告别。
“再见。”你默默想了一会，好像是辞不达意，而又非要表达你的愿意不可，稍顿，你认真地、近乎执拗地强调说：“我说再见，不是平常说的那种再见，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再见！”
“我懂。一定在中国再见！”我的回答如同你的回声。
（这晚上的电话不知持续多久。你执意不愿先挂断这次东京夜话的话筒，而我还须收拾回国的行装，我迟疑了很久，末了只好下决；已把话筒轻轻搁下。刚一放下又迅速拿起来，还想拾起已经中断的话头，可是话筒里再也听不见低柔的笑语之声，只有一片海一样深沉的沉默。）
我若有所失。为了排遣突如其来的寂寞，随手又拨开收音机，托斯蒂的小夜曲，缠绵悱恻，回肠荡气。旋转的东京之夜。奇异的东京夜话。这是在东京的最后一夜，长长的电话串起了我记忆中散落的明珠。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友好国家的友好人民。明天，我要回国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作家。有散文集《有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选》、《北海道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