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树丛中点点红
我们一行三人，于三月二日从北京直飞香港，当晚九点又乘国泰航班的飞机飞悉尼。由于时差的关系，在飞机上看完电影，喝杯咖啡，东方已微露晨曦，这时，若是观云海日出，应该说是最好的时辰。
三日上午八点，飞机在悉尼着陆，再转澳大利亚国内航班，飞向堪培拉。
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一个国家的首都，在我想象中，定是高楼如云、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了。可是，我在飞机上既未看到地面上的高楼，也未见到一根烟囱。就是飞机场也未见到什么楼房，心里不由暗暗在想：这是堪培拉的机场？比我们首都机场小得多啦！就连我们合肥的机场，也比它壮观得多呵！
来接我们的是澳大利亚外交部的——请原谅，翻译郭贵芳在介绍这位先生的名字时，我当时没有听清，因外国人的名字，字太多，对我来说实在有点头痛，小郭前面讲了，我后边就忘记。忘记了便不好意思再问人家，我只有为他假设一个称呼——堪先生。因为这是我到堪培拉后见到的第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因此就把堪培拉作为他的名字，想起堪培拉就想起他，好记些。
堪先生是个年不过三十的小伙子，很漂亮，温文尔雅，见人说话还有点腼腆。但是，他很热情，开着自己的车子一出机场就告诉我：考虑你们不习惯西餐，将你们安排在城内一家华人开的饭店里。这家饭店名叫“荷花楼”，可以吃中国饭。
出了机场车子便上了高速公路。时速全在八十公里以上。车子飞快越过一个牧场，进入了林区。林区，这是我的感觉，因马路旁，两边都是各种各样高大的树木，当然还有一些花草，就像我在国内一些林区见到的那样。后来才发现，在花草树木之中，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座红色的小洋房。
“飞机场到堪培拉有多远？汽车在树林里翻过丘陵，接着又爬上一个丘陵，怎么还没有进城呢？”我心里暗暗在想。汽车突然向左一拐，离开马路，驶向一座花园式的洋房停下了。堪先生先下了车，为我打开车门，说：“到了。”
我走下汽车，抬头一看，是两层楼的洋房。门额上横匾“荷花楼”三字赫然在目。
进门就是服务台，一个四十上下的妇女，从抽屉里拿出三个房门的钥匙，交给堪先生，一切手续便算完毕了。我想可能是澳大利亚外交部早就为我们定好了房间，办好了手续，不然怎么也不要看护照？后来小郭才告诉我，只要预先订好房间，无须办什么手续的。
这个饭店，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每天进来出去，我只看到服务台里老是坐着那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她就是这个饭店里的老板娘。“一个人，房间是谁来打扫的？”我心里老是在南咕。因我有个坏习惯，房间总是搞得很乱。可是当我出去一转回来，房里就变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是服务台那个妇女来过我房间，还是另有服务员来打扫的？我不知道，可从没见到别人进我的房间，也没见到过别的工作人员。
我们到了堪培拉，第一个项目是观光市容。堪先生开着车子，边走边向我说：“你们很幸运，不是春天来这里。”我说：“你们难道不喜欢春天吗？”他说：“不！你如在春天来，一定要得花热病的。”翻译郭贵芳跟着说：“我能证实，我是春天到堪培拉就得花热病的，难过死了，又流眼泪，又流鼻涕，找医生，也说无法治疗。”我问：“那怎么办呢？”小郭说：“离开堪培拉，什么药也不吃就好了。”这说法也许有些夸大了。不过，我听说过，堪培拉确有“花园城市”之称。春天百花盛开之时，城里的空气被花粉污染了。一般人初到堪培拉，都会得一种花粉过敏病，最少要一个礼拜才能好。三月正是堪培拉初秋季节，我们便幸免了。郭贵芳是我国驻堪培拉使馆的翻译，她一到堪培拉，确实得过花热病。
堪培拉的历史，并不悠久，成为澳大利亚的首都，也不过五十余年。
澳大利亚的首都原在墨尔本。后来墨尔本和悉尼的议员发生了矛盾，都想让自己的城市成为首都。悉尼的议员说：首都应迁到悉尼去。墨尔本的议员说：首都本来就在墨尔本的，怎么能迁呢？不行。又说：我墨尔本是维多利亚的首都，这里不但出黄金，还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海港和商业城市。悉尼的议员说：悉尼亦是新南威尔士的首都，不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港，而且还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市。双方争吵不休，最后也不知是哪位聪明的议员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首都不设在墨尔本，也不迁到悉尼，而在悉尼与墨尔本之间，新建一个城市，作为国家的首都，这样，便有了堪培拉。
堪培拉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东南角，马兰比季河边上，依山傍水，是森林和丘陵地带，本是没有什么人居住的，在选择建都地址时，被美国一个设计师看中，在密林中造了一个人工湖，以湖为中心，设计出整个城市的建设图。这样，从1909年开始大兴土木，到1927年建成，首都便由墨尔本正式迁到堪培拉。
据介绍：现在堪培拉建筑面积为九百多平方英里，人口只有二十多万。这里既是澳大利亚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交通很便利，有铁路和空中航线，航空交通尤其发达。
堪先生的车子，最后开到格里斯芬湖边一个小山丘上。向湖对岸一看，在那青翠的树林里，露出一点一点红的颜色，红的当中，也夹杂着点点黄的，白的，蓝的，这些点点不同的颜色，是房子，还是花朵？谁也分不清。这时，我不禁随口而出道：“绿树丛中一点红。”不！应该说：“绿树丛中点点红”才更恰当些。
小鸟的天堂
由于时差的关系，我对飞机上的生活，一时很难适应。应睡而不想睡，想睡而又天亮了。因此，从三月二日的上午七点直到三月三日下午四点，我根本没有合过眼皮。到了“荷花楼”，刚刚住下，翻译小郭就来与我谈在堪培拉的日程安排，这时我已是困得不行了，便对她说：“我现在是又累又困，待一小时后我们再谈日程吧！”小郭见我说话已经无力，也就不再强求了。走到门外又转回来，打开冰箱问道：“你想喝点什么吗？啤酒、橘子水、咖啡、牛奶，还有茶，你要喝就自己拿。”她边说边将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又放过去。我从她言行中已明白，她是怕我不知道，有意来向我做一次示范。我当然很感谢她，但我说：“我只想闭一闭眼。”她便关好冰箱，帮我拉起窗帘，带上了门。
我睡了。当我刚刚闭上眼，向梦乡走进的时候，忽然一阵“嘎！嘎！嘎！啊！啊！啊！哇！哇！哇！的叫声在耳朵里响起。这种声音很怪，好似动物园里狮吼声，又像日本武道馆里厮打的喊叫声，不由使我感到震惊。一个翻身，从床上坐起，赶 忙拉开窗帘。看看外边马路上，是否有小痞子在打架。
我的房间，朝外一面正好是两块活动玻璃。我拉开窗帘，走到阳台上，四面一看，马路上只有汽车在奔驰，看不到行人。这样，打架的猜疑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我又退回，拉起窗帘，躺到床上去。
我二次闭上眼睛，还没有入睡，“哇！哇！哇！”又大叫大嚷起来。我躺在铺上，静静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外边有人在打架，再也不能睡了，便走出房间，到服务台去。
服务台里，还是那个年纪四十上下的女人坐在那里。我说话她不懂，她说话我也不懂，和她打了半天手势，也没有问出个名堂来，只好自己走出饭店，到马路上看个究竟。
出了饭店门，便是一条高速公路，来往的车子，速度都很快，我一人不敢横穿马路，只是沿着路旁的树林走。
马路两旁，树木种类繁多，有松树、柏树、铅笔树，还有一种叫桉树，特别多。我是第一次见到桉树，出于好奇，特为这种树，另起了一个名字，叫它“美女树”。这种树，在没有成材时期，树干苗条，长得很高很高，而且树皮非常嫩，就像少女的皮肤。到了成材时期，树的外皮，凡是老化的部位，就会出现斑点，就和少女脸上生了雀斑似的，但它会自然的一片一片脱去，然后，仍保持它那洁白、娇嫩的肌肤色。
我在一棵高大的按树下站定，手刚伸向树干，突然一只鸟猛扑到我的头上，哇的一声，不由使我一惊，把手又缩回来。仰头四看，接着又是一只鸟向我扑来。我一听这种叫声，便恍然了，原来在床上听到的就是它与人打架时发出的嘶哑的叫声。
我当然不会被两只小鸟所吓倒，不过，后来听小郭讲，这种鸟确是很厉害，形象也很怪，样子很像喜鹊，但是，它又没有喜鹊那样清脆的叫声。说它是乌鸦，它的样子又比乌鸦纤细得多，说它是老鹰，它又没有老鹰那样威武。不过在堪培拉，人们都怕它。它好斗，不仅与鹦鹉斗，也与人斗。尤其在春天，当它正在筑巢孵卵期，人走在马路上，稍有不小心，就会遭到它的袭击，轻的将人头啄破，重的将人的脸抓破。但是人还不能打它。所以在堪培拉的春天，出门散步人人头上都得戴个帽子，以防鸟啄。
鸟可以啄人，人为什么不可以打鸟呢？因为这是堪培拉的法律。据说在堪培拉的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堪培拉城里，不分机关还是市民，所有住房不能超过二层楼，因为房子不允许比树木高，也不准打鸟。打死一只鸟，要罚澳币五十元。因此在堪培拉马路上行走，鸟雀可以啄人，可是人却不能打鸟。如在草坪上吃东西，那些小鸟可以围着你，抢你手中东西吃，人也不会捉它。所以人都称堪培拉是小鸟的天堂。
一条鱼一千澳币
堪培拉人谈起格里斯芬湖，都感到自豪。其实要与我们中国西湖相比，我看是大为逊色的，但是，在市中心能有那样一个秀丽的湖，也确实为堪培拉增了色。
堪培拉早先并没有湖，也没有山，只是几十年前，按照美国设计师的设计，才建造了这个人工湖。那个设计师名字叫格里斯芬，所以这个潮也就叫格里斯芬湖。
水和鱼总是分不开的。当湖形成之后，便从国外引来了一种鲤鱼鱼苗。据说这种鲤鱼繁殖力非常强，没有几年，变成很多很多，结果还造成鱼灾。
澳大利亚人喜欢吃牛排、羊肉，却不爱吃鱼虾。因此，格里斯芬湖里的鱼，时间越长，繁殖得越来越多，使湖水遭受了鱼的污染。当局为着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决定首先解决格里斯芬湖水的污染，便由议会作了个决定：先从格里斯芬湖打捞起一条二十多斤重的鲤鱼，将一个特制的小金币放到鱼肚子里，并向市民宣布，谁能钓到有特制金币的这条鲤鱼，就由政府奖赏一千元澳币。这一宣布，把全体堪培拉市民钓鱼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不管老的少的，爱吃鱼的，还是不爱吃鱼的，人人都购买了钓鱼钩，到格里斯芬湖来钓鱼。据说，在当时，也就是在刚宣布钓鱼赏格的时候，制造钓鱼钩，是生意最旺盛的行业。
为着这一千元的奖赏，也不知有多少人，披着星星，冒着细雨，顶着烈日，钓啊钓啊，钓了好多年，也没有一个人钓到那条肚里藏着金币的鲤鱼。不过，在堪培拉爱吃鱼的人，确比往日多起来，这倒是实事。
澳大利亚一位朋友对我讲：湖水因鱼多成灾，遭受污染的问题，几乎是得到解决了，但是放在鱼肚里的那枚特制的金币，至今仍然是个谜。
据说，在堪培拉至今还有不少人喜欢垂钓，不知是否还是为了那一千澳币。

陈登科（1919－1998），江苏涟水人，作家。有中篇小说《活人塘》，长篇小说《移山记》、《风雷》、《赤龙和丹凤》，短篇小说集《春水记》等。